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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原来同意讨论从西段互相撤退的问题，然而它在十月六日的复照中甚至连这一点也翻悔了。照会宣称，“不在胁迫下或在不断的武力威胁下进行任何会谈和讨论”。只有在中国部队撤出塔格拉，而且北京明确同意只谈双方从西段撤退的问题之后，印度才能谈判。中国把印度这种态度描述为“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在印度看来，中国是利用对东部边界进行一次新的蓄意的入侵，使麦克马洪线列入会谈的范围，从而导致成为全面谈判。印度立场的核心是它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绝不能重新谈判，所以，他们拒绝讨论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是理有必至，甚至事有必然的。印度的公众对政府迟迟不能使麦克马洪线不容侵犯的诺言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由于这种不满，舆论更加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任何会谈，而且政府如果同中国重新会谈，不管新德里的说法如何，舆论肯定会把这事看作是对中国的姑息，从而对政府进行猛烈抨击。八月间，北京曾撇开印度提出的先决条件，而采纳新德里关于双方进行讨论的想法， ＇ 注：见第二章 ＇ 这就使印度政府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印度政府在十月六日的照会里翻悔了原议，使自己摆脱了这种窘境。
印度断然地、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会谈，可是它在照会中却又谴责中国阻挠会谈，硬说拒绝谈判的是北京。这样，印度翻悔了暂行同意举行会谈十天之后，又在一个照会里指责说，“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举行会谈和讨论……而且在东段……制造进一步的紧张和冲突。”这里说的东段就是指塔格拉山脊下面。象往常一样，大多数旁观者接受印度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尼赫鲁到最后还表示他是愿意并且随时准备会谈的。他在返回印度后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准备举行会谈的，只要对方是正经的，对我们是合乎自尊的。我从来不拒绝同任何人谈。”
考尔离开新德里的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很灵地应验了他在飞机上所作的预言。
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
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
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
有两家报纸的报道说，考尔受政府的特别委托去执行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另一边去的任务。《印度时报》把考尔描绘为“一位有非凡的勇气和干劲的军人”。那两篇报道都用了“特种部队”的字眼。考尔本人或是他的部下在他的指示下，根本不顾考尔的任命和新军的组成是最高军事机密，向两家主要报纸的政治记者介绍了情况。事已至此，国防部只得予以弥补，在当晚证实这些事实，但是指出：成立新军是一种通常的行政性的改组，并不存在成立特种部队的问题。他们说，麦克马洪线上的形势完全在印度掌握之下。人们原来乐观地期待着陆军会很快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土地上把中国部队赶走。当然，国防部的这种搪塞的说法一点也没有减低这种期待的心情。
考尔和他亲自挑选的一批军官在十月四日快傍晚的时候抵达提斯浦尔。森将军在机场迎接他，这种把部队礼仪规格颠倒过来的作法正说明了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名义上，森是考尔的上司，但是事实上考尔却是统帅，他是受尼赫鲁本人的委托来执行一项重大的作战行动，并直接向新德里报告。从这时起，森和他的东部军区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在考尔因病暂时离开前线时才重新露头。
考尔一到提斯浦尔，就正式通知陆军总部他已经就任。虽然当时考尔手下只有少数骨干，第四军本身也只是个空名，但乌姆拉欧·辛格提出要借给考尔一些熟悉情况的第三十三军的参谋人员时，考尔却谢绝了。对考尔来说，大概对陆军总部来说也是如此，这证实了成立第四军仅仅是为了使考尔能直接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的一种手段。考尔的任务是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指挥第七旅，任务完成后就返回新德里担任原职。在考尔回去前，参谋局长职务由他的副手代理，并没有指派新的参谋局长。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后，第四军就可以结束，或者在一名新的军长领导下正规地建立起来。
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的会面一定是一个难堪的场面。森和乌姆拉欧·辛格长期来是敌对的，现在森又把乌姆拉欧·辛格换掉，这只能使他们的关系更僵。另一方面，乌姆拉欧·辛格和考尔自早期在陆军时就是老朋友。乌姆拉欧·辛格重述了不可能早日实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的看法。考尔当然是把他的前任的意见当作耳边风。
东北边境特区的军事部署在前几个星期里已起了一些变化。从印度中部调来了另一个步兵旅（第六十二旅），但马上就拆散了，它的三个营分派到三个地方，然后又进一步分散。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把中国部队可能渗入的地点标了出来，于是印度部队就被派往他挑选出来的这些地点，而对全面的军事部署却丝毫不加考虑。马立克认为有的地方是漏洞，于是就把两个新来的营派去堵塞漏洞。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4 Garhwal Rifles）则被派往达旺加强第一锡克联队的防务。（达旺现在成为一个单独的旅管区，临时旅部由一个炮兵军官领导。）第六十二旅旅部设在米萨马里平原上，旅部下面没有部队，旅长不久也撤换了。
在森的直接命令下有两个营开往塔格拉地区，一个是第九廓尔喀步枪联队（第一营），即在东北边境特区呆了三年准备前往旁遮普和平驻地的那支部队，另一个是第二拉加普特联队（2 Rajput）。拉加普特士兵们也是刚结束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三年巡行任务，正在平原准备开往北方邦。他们原来是在边界东端的瓦弄一带活动的；如果真的考虑到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全面作战的可能性，那么就应当把他们派回瓦弄地区去，但是他们却被划归第七旅指挥，奉令进驻伦坡。由于公路不通，只能用卡车把他们运到德让宗；从那里他们就要步行翻越色拉山口到达旺。他们不能适应那样高的地方。他们穿着夏季的单衣，在连绵不断的霪雨中行军，在野外宿营。他们在达旺休息一天后，九月二十四日才到达伦坡，在路上足足走了两个星期。廓尔喀士兵在九月二十六日左右开抵伦坡。这样，第七旅名义上有了三个营的兵力。可是新来的两个营在长距离强行军后已精疲力竭，严重减员，而且只携带轻武器和子弹带里能装下的子弹。拉加普特士兵到达伦坡的第二天，达尔维准将就派他们的一个连去克节朗河增援旁遮普部队。
当考尔就任时，印军的部署如下：
在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加上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连，还有一个中型机枪排（两挺机枪）。
在伦坡：第七旅旅部，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另外两个连，第九廓尔喀步兵联队（第一营），一队重迫击炮，一个机枪连的剩余部分和几名工兵。还有一个步兵营，即第四近卫军联队（4 Grenadiers），正在开赴伦坡的途中，十月九日才到达。
在达旺：第四炮兵旅所属的两个步兵营（第一锡克联队和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七旅调走后，由该旅负责达旺的防务；他们有几门山炮和重迫击炮。
在东北边境特区其余地方：在第五步兵旅管辖下的五个营，但分布得很散，实际上每营一般不超过两个连。还有一个营正在去瓦弄途中。
再细看一下克节朗河地区部队的分布：四个步兵连分布在长达七英里左右的沿河前线上，要三天时间才能从一侧走到另一侧。十月初，森下令占领塔格拉山脊最西端的章勒。这个地方控制着通往西面的主要山口的通道，达尔维和乌姆拉欧·辛格都说在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之前，不应占领章勒。他们认为，过早地占领章勒，就会暴露印度的意图，使中国部队预先提防。森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在十月四日把旁遮普部队一个连派往章勒，从他们当时的阵地前往章勒要走两天。森还下令说，第七旅在开始行动前储备十五天的给养，而不是乌姆拉欧·辛格规定的三十天的给养。乌姆拉欧·辛格对这项他称之为军事上错误的命令提出了抗议。这大概是他被调往那加和巴基斯坦前线去之前发出的最后一次电报。
十月四日，当考尔、森和乌姆拉欧·辛格在提斯浦尔商谈的时候，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又一次到伦坡去见达尔维。达尔维问到：他们和乌姆拉欧·辛格提出的关于实施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意见和方案的下落如何？据达尔维说，普拉沙德当时回答说：“你听着，老兄，没有人对你们那个乱弹琴的意见发生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你们发动赶走中国部队总攻势的日期。”接着他告诉达尔维说，考尔接替了乌姆拉欧·辛格，并命令达尔维立刻前往克节朗河。达尔维提出抗议：“我对他说，高级军官在夜里象小偷一样跑掉，太不体面了。我们怕谁，是怕中国人，还是怕我们自己的上司？”不过他当然还是走了。
考尔本人第二天来到伦坡。他离开提斯浦尔是为了去会见在赴克节朗河途中的普拉沙德的。他告诉他的部下，在里窝那作战行动完成之前，他是不会回去的。但是在起飞之后他又决定去伦坡。他在中午到达。当时达尔维已赴克节朗河，代理他职务的旅参谋长与别的军官一起去看究竟是谁突然乘直升飞机来了，结果这个旅参谋长第一个挨到了考尔的训斥。考尔告诉他，新德里的印象是这个旅不大愿意执行目前的任务，并说凡不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都要撤职，他命令当时在伦坡的部队马上开拔，前往塔格拉地区。旅参谋长提出异议说，该旅在克节朗河没有办法搞到给养。考尔却草率地加以否定，并说，成吨成吨的物资正空投到章多 （事实上由于气候关系，那里的空投区已经关闭五天了）。旅参谋长又提醒他说，空投到章多的物资可以找回来的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十。考尔驳斥道：“我的命令是：要末找回来，要末饿肚子。”他后来所作的唯一让步是答应部队可以在第二天拂晓开拔，而不是马上开拔——当时离开天黑，只有一个钟头了。于是，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在十月六日开拔了。他们仍旧穿着单军衣，每人只携带一条毯子，五十发子弹和轻武器，其他武器有的留在伦坡，有的从平原到伦坡的强行军途中就丢下了。通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他们奉命走的是更艰险的那一条，要翻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然后下到一万四千五百英尺高的章多，在那里待命。行军的条件非常恶劣，当时士兵们已疲惫不堪，据达尔维讲，有些人就死在山口上或死在章多。
考尔接着飞往色基姆（Serkhim），那里连夜为他开辟了直升飞机降落点。在那里，他见到普拉沙德。第二天，即十月六日，他向陆军总部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反映了他从普拉沙德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或许也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