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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批判改造弗洛伊德学说，以期克服其局限性，建立了“新弗洛伊德主义”
思想体系。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妮和弗洛姆。他们强调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在
人格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主张以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来取代、否定力比多。
因此，“新弗洛伊德主义”又被称为“心理文化学派”或“社会心理学派”。
①霍妮的“文化和哲学的精神病理学”。霍妮（1885—1952）出生于德
国汉堡。191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1918年柏林精神分析研究
所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1932年移居美国。由于她对正统的弗洛伊德理论不
满，致使她与后者决裂，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
霍妮自己承认她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几个基本原则，但她否认弗洛伊德关
于人格发展依赖于永恒不变的本能力量的观点，否认性因素的突出地位和恋
母情结理论，抛弃力比多概念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代之以强调文化因素
和家庭环境，创立了“文化和哲学的精神病理学”。
霍妮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是“基本的焦虑”。弗洛伊德认为求生本能和
死亡本能是主要的动机，霍妮则认为不能自助的婴儿在这相互敌视和感到威
胁的世界里寻找安全的愿望是主要的动机。在她看来，人一生下来往往处于
一个看不见的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所以，他往往充满着不安全的恐惧，这种
不安全感又直接导致焦虑，产生“孤立无援的情感”。为此，霍妮坚决主张，
对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内驱力决非快乐原则，而是寻求安全、安定和避免恐
惧、威胁、解除焦虑的需要。
在论述如何满足寻求安全、解除焦虑的冲动的过程中，霍妮提出了关于
人格形成的理论。霍妮和弗洛伊德都相信，人格是在童年的早期发展起来的，
但她不象弗洛伊德详述发展的性心理阶段，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环境，
尤其是家庭环境、双亲对儿童成长、性格形成的作用上。她认为，儿童寻求
安全、解除焦虑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和行动，决定着
儿童解除焦虑的要求能否得到满足。霍妮指出，凡是扰乱儿童和双亲之间亲
密无间的关系的东西，如管得太严、保护不周、得不到温暖、古怪的行为等
都有可能引起儿童的焦虑；相反，凡是加强、促进儿童和双亲之间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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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的东西，如施予温暖、施予情爱等都会使儿童解除焦虑。儿童正是在
对家庭的影响作出反复的反映中形成了人格。焦虑和人格来自于环境的因
素，为社会所造成。
霍妮把人格分为真我、实我和理想我三部分，代替弗洛伊德的本我、自
我和超我的“垂直型”人格结构。“真我”是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潜能中的一
部分，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真正的生命的中心。“真我”受环境熏陶、铸
炼而可成“实我”和“理想我”，不同的是“实我”以现实的、实际的状况
出现，“理想我”存在于意念之中。
同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批判改造，但与阿德勒、荣格相比，霍妮更强调
了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和精神治疗中的作用，把精神分析学推向了新
的发展阶段，这就是“新弗洛伊德主义”之“新”。
②弗罗姆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另一位最
重要的理论家便是弗罗姆。弗罗姆 （1900—1980）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
早年曾在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22年获海德堡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慕尼黑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受过精神分析的训
练。1934年移居美国，在“社会研究所”参加“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为
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40年代初，投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建工作，
同霍妮一道创立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其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西格
蒙得·弗洛伊德的使命》、《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自为的人》等。
弗罗姆，也许因为他同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之故，他的精神学
越来越具有哲学思潮的意义。他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和原欲，强调生物本
能对人的作用，提出了强烈批评，主张从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
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之中，从整个社会面貌方面考察人。同霍妮泛泛地从文化
因素或偏狭地从家庭环境方面改造弗洛伊德学说相比，弗罗姆又前进了一
步。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人性理论和心理革命理论方面。
人性理论。弗罗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实质上也是一种人道主
义理论，因为他在对人的心理系统、生命力的研究中，构造了一个“人的本
性的模式”。不过，他只看到了人的性本能、饥渴等生物需求，而忽视或看
不到社会改造人，同时也创造人的需求，人性就体现在人的各种社会性需求
总和之中。
弗罗姆的基本兴趣之一是整个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在弗罗姆看来，作为
人性的主要成分的社会需求就是人逃避孤独，寻求与他人建立关联的需求。
他认为，伴随着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从野蛮方式向文明方式过渡的是
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存的矛盾”。例如，一个儿童达到成年期时，他摆脱了
原始束缚，得到了独立和自由，但是却以失去他原先的安全感、依赖感，即
“原始纽带”作为代价。同样，在社会向着巨大的变动、复杂多端的进化中，
人们失去了他过去与更小的、更原始的集团，如乡村的那种安定的关系，同
时也失去了与自然本身的关系。这就是说，人在摆脱束缚，获得“个体化”
时，伴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因此，弗罗姆认为，人们活动的动机在于逃避他们的永远发展着的自由，
而回到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中，而满足此需求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乃是人本主
义。这种办法同弗罗姆的心理革命相联。
心理革命理论。弗罗姆认为心理革命理论有两大原理：治疗与拯救原理
和培育创发性的爱的原理。前者是针对心理上有疾病的人，目的在于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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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针对心理健康的人，目的在于积极引导。心理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彻
底的社会革命作准备。社会革命是弗罗姆的理论归宿。
弗罗姆指出，治疗心理疾病的主要途径是改造人的心理结构，即改变意
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变无意识为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与弗洛伊德持相
同观点。但他又指出，改变的途径仅仅依靠精神分析学家或仅仅在心理领域
是不能实现的。弗罗姆说，弗洛伊德错误地把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归结为理
性与非理性，即理性与人的原始欲求、本能的关系。实质上，意识和无意识
均为人的内在主观状态，均指向人的情感、欲望和经验，区别只在于意识指
向已经显现的、觉察到的，无意识指向隐存的、尚未觉察的。弗罗姆认为，
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一层阻隔即“社会过滤器”，亦即语言和思维的逻
辑方法。由于受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限制，缺乏合适的语言和逻辑方法，
以表达和领会情感经验，使情感经验由无意识层上升为意识层。心理疾病由
此而发，心理革命就必将指向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引发社会革命。
如前所述，弗罗姆认为人活动的动机在于消除孤独、逃避自由，达到与
他人的结合，而心理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设法使人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得到
满足。他指出，现在的人们往往通过“自恋”的方式，即以个人为中心，或
屈服、附属于他人，或控制、摆布他人，以求摆脱孤独，回到一种更为安全
的生存中，这种方法是不足取的，而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于“同他人建立
一种融洽的爱的关系”，培育自己“爱的能力”，以便人们本着友爱和分担
工作的精神，或是互助合作的精神与他的同伴联合起来，建立起兄弟之谊，
唯有此，便不会感到孤独。弗罗姆把这种“爱”说成是“创发性的爱”，是
人类至高无上的艺术，指出“创发性的爱”必须在改变现行社会制度的革命
中、伴随“创发性的人格”的培育方可形成。
弗罗姆的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学，但他的落脚点却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学
涉及的范围，从心理革命走向了社会革命。
8。西言马克思主义先驱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
（1）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及其特征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内部涌起了一股波澜，出现了“第
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后期，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从
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哲学等方面全面批 判、修正马克思主义，否认阶
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企图以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进
化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面对这股修正主义狂潮，第二国际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梅林及德国党的理论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
出面还击，责无旁贷。然而，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欠准确，在反对
修正主义思潮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里，考茨基表现尤为明显。他把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否认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
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及主体性。更为甚者，他对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提出否
定看法，从而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时僵化、凝滞了马克思主义，无意中为这股
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场理论中的混乱争吵，似乎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到了历史的裁决：
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有可能通过暴力来实现。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马克思
所预测的欧洲资本主义总体革命未能实现，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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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投入其中的欧洲工人运动未能成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
共产国际内部的一些理论家，如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开始思索失败的
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它便在党
外发展。这股思潮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个概念出自于梅洛—
庞蒂于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梅洛—庞蒂强调“西方”马克
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卢卡奇发表于1923的《历
史与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有两大趋向，一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
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
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