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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确切地说五四运动前夕，他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什么
是宇宙的本原，是精神还是物质，不可能做出科学回答。因而他此时只是一
名激进民主主义者和 （近代）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转向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期间。1918年8月，
他第一次来北京，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之便，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
籍，参加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会，还向李大钊、陈独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从北京回到长沙，投身于革命运动，发
表了不少进步性文章，他初步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思想，对实
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辩证法的矛盾、联系和发展原则，人民革命的根本原
因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919
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此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深且广，一些
先进书籍被翻译出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完成
了理论上向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7月至次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
经上海回到长沙，参加、领导了一系政治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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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这些活动表明，他已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业。1926、1927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标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产生和确立。
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正当工 农运动高
涨，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党内右倾思想的代表陈独秀认为，“产业幼稚的中
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才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党内“左”倾思想的代表张国焘认为，“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农民运
动“过激”、“过火”了，排斥农民于革命之外，使无产阶级领导权成为一
句空话。而此时，国民党内部的新老右派正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革命的
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就严重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正是在这种形
势下，毛泽东写了上述两篇重要文章。它们的基本思想如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出发，认为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友。他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
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
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
人。而为了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
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
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其
生存和发展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
展。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经济地位上具有两重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又渴望成为
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两面性，既需要和赞成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而当革命危及他们的地位时，他们又怀疑、甚至反对革命。属
于一个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代表小生产的经济，他们受帝国
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经济状况不同，可
分为不同的层次，平时对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极易接受革命。工业无
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且具有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
两个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毛泽东通过上述科学分析，得
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
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
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
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
的朋友。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
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
正目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
的农业大国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而国民革命目标的买现，
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需要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
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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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毛泽东指出这里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是机会主
义的，第三种是反革命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就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依靠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
群众。
毛泽东揭露和回击了几种在如何看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一是
中间阶级的所谓农民运动“太过分”，是“矫枉过正”的态度。毛泽东指出，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运动，农民运动是“空前
的农村大革命”，那就只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所谓过分
的举动，实在是革命的需要。一种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这种人不做调查，不深入农村，听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
论，就气馁起来，没法否认“糟”字。他强调，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深入群
众，到乡村里看一遍，这样就会坚信“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毛泽东
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即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入手，客观地、具体地分析他
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表明他注重实际，尊重群众的创造性，以阶级分析法分
析中国革命问题。一句话，表明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能正
确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因而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
（2）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
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所征服，继续探讨中国的出路。1927年，相继举
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幸的
是这三次起义均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失败的
原因和教训，对比分析了俄国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新的革命方向，提
出了党的活动中心的转移，即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
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怀疑和反对
态度。面对各种怀疑、悲观及反对情绪，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现
实，阐述并制定了指导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理论。
革命道路问题已在实践和理论上获得解决，但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
论的问题，诸如关于如何面对和分析事实，如何分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
何做到主观指导的正确，如何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等等。而此时，随
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反映到革命队伍当中来，
在党内和红军中形成了一股主观主义倾向。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用唯物主义
认识论教育全党全军，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在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命题：“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对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没有调查，
不知底里，对问题发言就只能是瞎说一顿，不会有结论。“一切结论产生于
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在毛泽东看来，从调查中获得结论
是为了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因而他又强调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以自己的方式和朴实的语言论述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深刻剖析了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在剖析、批判中，提出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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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他认为，本本主义有几种表
现形式，一是“唯上”，即唯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为准，而不管这意见是否
符合客观现实，是否来自于实际调查后的思考，一味盲目执行；一是“唯书”，
即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准，而不管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写作著作时的具
体历史条件，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凡是上了“书”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还
有一种是唯领袖言论为准，而不管领袖人物的言论说于或写于何时、何地，
是否正确，似乎只要是他们说的和写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毛泽东说，
“本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对它做了深刻的批评，最后强调指出：“我
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 ‘先哲’，而是因
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还指出，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僵死的教条，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同实践的密切结
合，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学习，必
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反对本本主义》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批判党内主观主义时，
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共产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
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该书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
什么能够存在？》等四篇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