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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我军数量上的劣势可发展为优势，攻击目标和打击对象可在战争发展中
不断转换等。总之，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成功地应
用。
政治领域。毛泽东在政治领域对辩证法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他以辩证法
为理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2年，为了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场“延
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
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领导方法的总结，是辩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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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运用。
毛泽东指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共产党人进行任何一项工
作时必须采用的。一方面，领导的积极性若不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将成
为少数人的空忙；而群众的积极性没有领导骨干去积极组织，将既不可持久，
也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和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来
自对群众意见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回到群众手中，指导群众的行动并接受群
众行动的检验。他明确宣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55页）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不难看出，这是群众史观和认识总规律
的具体地、成功地运用，也是群众和领导、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的辩证关系的运用和提炼。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他说，做任何工作，既要有一般的普遍号召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要
有对所号召的工作的具体地、实际地、深入地实施，以获取经验、广泛实施
并检验一般号召正确与否。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组成部分，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例。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个
方法是“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在一定
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我们必须抓住这中心工作，切忌不分主次，平
均用力，同时也必须照顾其他工作、经常性工作，做到主次结合。这是主要
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化。
1945年8月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即将开始，而此时，党内外、国内外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观点、言论。为确保
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原则和方针，毛泽东再次运用唯物辩证
法，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回答了现实问题。
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就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其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是说，战后存在
着由谁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大决战。面对这种
局势，毛泽东依矛盾辩证法，阐述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谈判斗争与群众
斗争、战争与和平等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
策略。他说，蒋介石一贯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并用。为此，我们也必须政
治谈判和军事还击并举，以政治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和平”阴谋；
以军事还击击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毛泽东还指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必须认识清反动力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说，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
目前状态下是强大的，但它实为腐朽力量，而人民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必会强
大起来，战胜旧事物，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此其一。其二、一切
事物都具有矛盾两重性，并相互转化。反动派亦如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
是生机勃勃的，是革命者和先进者，当它们的政权得到巩固后，它们就成了
反动的、腐朽的阶级。这是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律。其三、在战略上，要藐视
反动派，有打败它们的决心和信心。在战术上要重视反动派，不可掉以轻心，
不可不艰苦奋斗。综合此三点，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
科学论断。
1948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
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党内指示。对长期以来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概括
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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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政策，还要制
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
要发生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页）因此，党内要实行党
委负责的集体领导，书记是党委这班人的“班长”。一个称职的“班长”不
仅应当好好学习和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还要经常与委员之间交流情
报，平等讨论，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书记和委员之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领导者要力戒骄傲，要保持艰
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
重要条件。同时，领导者要经常实地调查研究，“不耻下问”，虚心向下面
干部和群众学习，“先做学生，然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
下命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抓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工作。这就象弹钢琴。
弹钢琴要求十个指头都动作，但不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样成不了调子，
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相互配合。工作要有重点，又要有全面性和具体
性。他还指出，领导干部必须做到“胸中有‘数’”，即对情况和问题要注
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数量才能概括出质量。同时，
还要注意“数”的界限，“数”超过了这界限，就会引起质量发生变化。而
对“数”的获得和掌握，来自于实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坚持并具体地运用了
质量互变规律。
总之，毛泽东从实际的政治、军事和领导活动中，提炼出了唯物辩证法，
同时，又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政治、军事领域的具体工作。这本身就是
一个辩证的过程。
②唯物史观的杰出运用。中国革命的过程，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过
程，也是唯物史观的运用、提出和被检验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严重
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起点和标志的
第二次国内战争一反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首先武装夺取城市的观点，把中
心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28至1930年，
面对党内部分人对新的革命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战争、红
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初期经验，写下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等四篇文章。他首先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帝国主
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
的战争”，而战争原因在于“地方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
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分裂和
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
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事情的实质。这
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以此分析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问题，就要看到引起革命
高潮的各种矛盾正向前发展。因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这里，毛泽东
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
1939至1940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
思想文比方面也发动了反共高潮。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右倾错误思
想在一部分同志中仍然存在。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为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
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毛泽东写了《发刊词》
（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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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论》（1940年1月）。其基本思想如下：
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认清一
切革命问题。为此，他首先从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由此决定的政治制
度方面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他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
部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但封建剥削
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
但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最
后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代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
傀儡；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中国的经济、
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
为世界罕见。依据上述特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革命
发生、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由于世界
革命的发生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的世界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对象，
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任务是打击上述两大敌人，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
命；动力是农民，其中，贫农是最广大的动力，中农是可靠的同盟者，富农
在民族革命中可能参加，在民主革命中可能保持中立，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
级也是革向的动力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因其两面性，属于可争取之列；性质
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阐述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说明了中国的“政体”和“国体”及二
者的辩证关系；他还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一定的
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
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