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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1912年他与李证刚等人创立佛教会。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
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较著名的有月霞
于1914年在上海创办的、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月霞还在杭州、常熟等
地举办华严大学；谛闲于1914年在宁波创办的、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
改名弘法研究社）；月霞于1917年在常熟兴福寺创设的法界学院。这些佛学
院成为中国近代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
先后为各地培养了一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
近代中国佛学教育逐渐由寺僧而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佛教，培养青
年僧伽，造成社会青年和学子学佛、做居士的风气，所以近代佛教有“居士
佛教”的美称。当时有一些著名人士受佛学教育影响而学佛并投入佛门，如
作家苏曼殊、艺术家李叔同等。大量在家信徒的活动形成一股社会潮流，有
形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20世纪初，佛教在家信团出现。1918年创立于上海的“居士林”，后又
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为佛教在家信徒团体。居士佛教的兴起，与其
代表人物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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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杨仁山 （1837—1911）是清末最重要的佛教在家信徒，毕生
弘扬佛法，刻经办学，印刷佛像，翻译佛经，是当时中国佛学界泰斗，遗著
有《杨仁山全集》十二种。
杨仁山具有各宗深厚的学问，但以净土为学佛的归宿。他的居士佛学，
强调信解佛法；而饮食起居等皆按常俗办理。作为在家居士，他潜心佛学，
每天勘印讲学，夜晚诵经念佛，静坐观想，经常通宵达旦，是近代新式居士
修行方式开创者。他对佛学研究有独到见解，主张“先圣设教，有世间法，
有出世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而亦显含出世之法；诸佛菩萨之
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
杨仁山一生刻经办学，普及佛教。1894（光绪二十年）年，又与日本、
朝鲜佛教复兴运动相呼应，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计划，包括编撰佛教教
材、创办学校、搜集和刻印佛经等。1897年，他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
后捐出私宅作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作为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
机构，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最
突出的贡献。1908年，他在金陵刻经处成立祗洹精舍，亲自讲授佛学课程，
教授僧俗学生。他自编《佛教初学课本》，并聘请苏曼殊等学者教授梵、英
等语，培养新式佛学青年，虽然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但在中国近
代佛教史上，“祗洹精舍”的创办，首开近代新式佛学教育风气，影响深远。
中国近代佛学史上的旗帜人物名僧太虚和名士欧阳渐，都出自杨仁山门下。
在中国近代佛学史上，在刻经、办学等方面，杨仁山都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
人。
1910年，杨仁山在南京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会每月开会一
次，每周讲经一次，听者踊跃。这是培养佛学人才的另一种办法，在当时也
很有影响。杨仁山通过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出来的人才中，有些人在
佛学研究和佛教革新等方面作出一定成绩，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发展史上的知
名人物，如谭嗣同、太虚、欧阳渐、章太炎等。
在国际交往方面，杨仁山做了许多促进佛教发展的事业。他于1878年至
1886年 （光绪年间）两次随曾纪泽率领的中国外交使团出国到伦敦、巴黎，
考察英法各国的政治、工业。他在伦敦结识日本留英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
（1849—1927）。回国后，与南条文雄互相交换两国所缺佛经，刻印流通，
并得到日本弘教书院的缩印《藏经》及南条文雄所赠中国失传经疏。他选择
其中一部分计划刊印，编入《大藏辑要目录》，本计划陆续雕印大、小乘佛
典460部，3320卷，但在他生前只印出2000多卷。这对于当时缺乏佛教文
献的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杨仁山同日本其他一些佛教学者
也有不少交往。1894年，他同英国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
文。1895年，又与锡兰（斯里兰卡）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
在上海会晤，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在同这些佛教界的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扩
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杨仁山作为近代居士佛教奠基者，是近代中国佛学复兴的关键人物，竭
力启人信心，推动居士佛学，是20世纪20—30年代引导中国居士信佛的原
动力。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佛教革新
清末，佛教一如中国的社会，衰落而面临生存的危机。佛教衰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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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社会方面外，其自身的堕落是一个主要因素。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统计，清末民初全国共有僧尼约80万人，但多是徒有其表。印光法师批评清
代佛教有“三滥”：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佛教对现世人生采取
消极态度，其关于死后问题的神秘主义理论，成了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
佛教的教理荒芜，教制松弛，教产被攘夺。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
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佛教组织的兴起：佛教教育的普及是与佛教组织的兴起密切相关的。1912
年，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上海，敬安和尚任会
长，旨在团结全国僧尼，保护和弘扬佛法。敬安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
佛教的口号。但成立后不久，敬安被当时极端排佛运动气死。1915年该会遭
到袁世凯政府取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
代表人物：当时，活跃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僧人，有敬安、太虚、谛
闲、圆瑛等人，最著名的是南京毗卢寺太虚（1890—1947年）。太虚是近代
佛教史上闻名中外的高僧和佛教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主
张改革僧制，培育僧才，提倡人间佛教，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发展史上起有
重大作用。
20世纪初，太虚法师有感于现存佛教的不合理和排佛危机，发愿革新、
振兴中国佛教。他通过办学和办刊物等，发起“佛教复兴运动”，并发表《整
理僧伽制度论》。倡议进行佛教改革，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13年，太虚在他的老师敬安和尚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教理、
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所谓“三
大革命”，即：一、教理革命。就是革除以往专为帝王愚民政策服务、充当
鬼神祸福说教工具的旧佛教，反对专作死后问题探讨，而注重研究人生，发
扬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行为，以此去改善国
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人类互敬互爱的社会制度；二、教制革命。就是改
革僧众生活制度，以适应时势而合理的现代僧伽制度取代以往的丛林制度；
三、教产革命。就是打破深受世俗宗法制度污染的剃度、法派继承遗产的私
有私占制，使佛教财产不为少数住持独霸，而使之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以为
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及兴办佛学教育之用。
“三种革命”的重点是整顿僧制。太虚说：“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
瑜伽菩萨戒本。”他建议，在国家设立佛教总会和“佛法僧园”，在地方设
置“持教院”、“行教院”和“教所”，负责掌管佛教事务。各宗依山立寺，
并象日本那样，分本寺和支寺。一切寺院、教团和正信会皆订制法规，民主
推戴住持。太虚还主张教产多用以办学，鼓励研究佛学与现实的关系。
1915年，太虚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宣传佛教改革运动。太虚目睹
当时佛教寺院的衰落，便打算对于现行的寺僧制度改革，提出整顿僧伽制度
的主张，力图补偏救弊，重新统筹全局。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正式提
出了他的有关改革寺僧制度的主张。当时，中国的佛教寺院的一般情况是：
较小寺院，基于剃度而形成的师徒关系；大的丛林，基于传法制度而形成的
法派关系。这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宗教化了的封建宗法制度。佛教寺院便
为这种封建宗法势力所把持。
1918年，太虚等人在上海创立“觉社”，目的是出版图书，编发丛刊《觉
社丛书》 （后改名《海潮音》月刊），宣传佛学思想。
为了整顿佛教，针对中国佛教宗派林立、争论纷起、难以融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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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写了《佛教各宗派源流》一书，合论大乘各派，将各宗教疏而通之。
他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确也曾感化了不少僧侣居士。近代佛教经太虚
等大力倡导略有转机。
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方面，在民族危难、
社会动乱之际，有不少僧人参加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大乘佛教
的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思想，也激发不少佛教界人士投身社会进步事业和
社会福利事业。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僧侣参与或支持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
命，早期民主革命领袖也充分信任和借助了这一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孙中山
曾十分赞赏宗仰上人等慷慨资助革命，并常常与他们共商革命大计。另一方
面，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救国以振兴中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
家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纷纷向各种思想领域（包括西方思想
和中国传统思想）寻找思想武器。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佛学中的一些思想可
以救中国，就提倡佛学，宣扬佛学，大力发展佛教文化。在五光十色纷至沓
来的近代思想中，佛学不失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
近代的民主维新运动发展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和
章太炎等，都曾以佛学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变法的理论武器，用以激励人们去
进行变法斗争，发奋图强。近代中国佛教曾打出“人间佛教”的旗帜，而近
代第一个把“清淡”佛教变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者是谭嗣同（1865—1898）。
他曾师从杨仁山学佛，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而“大服”佛教。他的思
想核心是“佛学社会主义”，其代表作为《仁学》。他从佛学中引申出反对
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要求发展近代自由经济。他在中国戊戍变法维新失
败时，用生命写就觉悟即佛生死一如的涅槃那种舍身成仁的精神，可以说是
人间佛教的实践。他以信奉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