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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都设有“管长”，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管长”
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座主”，真言宗称“长者”，曹洞宗
称“贯首”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
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在明治维新以后，佛教虽然没有以前那种特殊地位和影响，但从整体来
看，它仍依附于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其中传统教团表
现尤为突出。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
团”。
然而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就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
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就是其中
的代表。他认为“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他在《入狱纪念·无
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
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灵界的社会主义者”，以
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真谛”之道
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
这时期的日本佛教团体还兴办的“社会慈善事业”。早在中世纪，一些
寺院也举办济贫、治病施药等社会事业，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带有新的意义。
传统佛教教团根据“王法为本，镇护国家”的说教，主张通过传教和举办社
会福利调和社会矛盾，防止革命思想的深入传播。1911年召开“大日本佛教
大会”，宣言“佛教是国家风教的基础”。有些传统教团，如真宗本愿寺派
和大谷派，成立了专门的慈善机构，开展救贫、救灾、军事援助、医疗护理、
保护儿童，以至到军队传教、到监狱教诲等等。
日本新兴宗教是日本近现代群众思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1868年明治
维新之后，是新兴宗教竞相创立教团，各树一帜的时代。1892年，大本教成
立，1913年，本道教团成立。这一时期的新兴宗教，在政府的干预和压制下，
不得不在艰难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
（3）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
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幼
儿时期的佛教教育一般在幼儿园和保育所里进行，统称为“佛保园”，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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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称作“佛教保育”。佛保园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最早出现于明治时期。明
治十二年 （1879年）六月在东京成立的福田会育儿院是日本佛保园的开端。
随后，各地逐渐设佛保园。星期日学校是日本佛教教育机制的另一形式。它
受基督教影响，于明治后期创立。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正式出版教材《佛
教修身课本》。1911年又编出《统一佛教星期日学校教案》。宗立大学是日
本佛教界实施综合教育的高等学府和从事佛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战前的日本
宗立大学，实施近似单一的佛教教育。整个校园的宗教气氛很浓，学生自身
的佛教信仰及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水平相对较高。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
—1926年），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真宗
大学，位于京都，起源于 1665年东本愿寺弟子的修学道场“学寮”，1896
年称“真宗大学”，1901年采取文科大学的体制后改称“大谷大学”。净土
真宗本愿寺派的宗立学校，在京都，最早始于1639年西本愿寺内的“学家”，
1875年正式成为本派的宗立学校。后发展为综合大学规模，称“龙谷大学”。
曹洞宗的大学林，地处东京，后称曹洞宗大学。该宗还有东北福祉大学和爱
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般著林，位于京都，1872年临济宗妙心寺派创办，1898
年成为妙心寺派的普通学林高等部。日莲宗的日莲宗大学，位于东京，源于
1580年创设的檀林，后几经扩建，至1904年发展为日莲宗大学，后改称立
正大学。还有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 （1858—1919）创办
哲学馆，后来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由
佛教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讲授宗教学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它学科，
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始借鉴、汲取西欧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成
果，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佛教的起源、教义、经典、历史、哲学等
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取得丰富成果。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
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
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
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教历、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
果，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主要有：村上专精 （1851—1929年）
是日本近代佛教史学研究的奠基者，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1894年创刊《佛
教史林》杂志，开拓了印度、中国、日本佛教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所著《日
本佛教史纲》，提示了日本佛教史沿革的基本轮廓，其体系被尔后众多的佛
教史学者所沿用，在佛教史学界曾占有指导地位。木村泰贤（1881—1930年）
是著名的印度学研究学者，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宗教史》等。小野玄妙（1883
—1939）是佛教美术学者，曾多次到中国、朝鲜各地考察、搜集佛教史料，
并参加、主持了《大正藏》的刊行工作。主要著作有《大乘佛教艺术史的研
究》等。《大日本续藏经》，开始修于1905年，把以往没有入藏的大量中国
以及部分印度、日本的佛教著作收编入藏，共收入950余人的著作1756部
7144卷。日本近代最早一部佛教辞典是织田得能编写的《佛教大辞典》，初
版于1917年，全书收佛教用语35000条，解说简明，引证原典，书后附梵文
索引。望月信亨所编《佛教大辞典》（全十卷）最有名，从1909年到1948
年陆续出版。
这一时期的佛学学术研究水平具有现代化的特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
佛教学者改变传统的“训古式或注释式”研究方法，开始了现代佛学的研究，
并逐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日本各著名大学设有佛教研究机构，设立佛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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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有关课程。各宗也建有许多教育、研究机构。日本从事佛教研究的团体
很多。在日本，近代的佛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有大批的佛教学者，
有为数众多的佛教院校和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
出版了大量的佛学著作。
这时期日本佛教开始向海外发展。1893年，临济宗的僧人宗演（1859—
1919年）赴美国芝加哥参加宗教会议，其坐禅修行引起美国人对禅宗的权大
兴趣。随后，他及弟子先后赴美宣扬禅宗佛法，创立坐禅中心。1904年，本
愿寺派正式向加拿大派传教僧人。
3。朝鲜佛教日本化
朝鲜在李朝统治的500年间，总的说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而由新罗、
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1876年，日本强迫朝
鲜签定 《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半殖民地；1905年，又强迫朝鲜签定
《日韩保护条约》，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进一步成为朝鲜
的保护国；1910年迫使朝鲜签定《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占领了朝鲜。在日
本占领朝鲜期间，加强了对僧尼和寺院的控制，同时支持日本佛教各派来朝
鲜，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1911年，日本殖民政权“总督府”颁布“寺刹令”
及“施行规则”，规定全朝鲜置30个本山，下置末寺1371座。各本寺各置
住持；各本山再各置统辖下属寺院的“本末寺法”；有关寺院僧尼事务及寺
刹土地财物皆受总督府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规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建
国纪念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新尝节、神尝节（皆为神道教节
日）、孝明天皇祭等，均须列入寺院的“恒例法式”之中，把寺院佛教活动
作为奴化朝鲜人民的重要措施。此后又成立了“佛教振兴会”及“禅教两宗
三十大本山联合事务所”等佛教组织。有不少朝鲜僧侣被派往日本佛教系大
学留学，日本佛教各宗也纷纷到朝鲜传教。由于受日本佛教影响，朝鲜佛教
的结构有了变化，在教团内分成继续遵守汉译戒律的独身僧和带有妻室的僧
人两派。这时期朝鲜的佛教教团有圆佛教。1916年，朴重彬，法号少太山，
在全罗北道创立“圆佛教”，以一圆相表示法身佛作为信仰对象，提倡精神
修养、智慧锻炼和正义实践。佛教教育在这一时期刚刚开始，圆佛教设有禅
院和大中学校，其中以圆光大学最为有名。1915年，圆光大学创办，该校原
是为宗教实践和培养传教人才而建的禅院，后来逐渐发展为设有佛教学院的
综合大学。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文化的侵略，使得朝鲜的佛教开始有了
日本化的倾向。
4。越南佛教
这时期的越南佛教处于衰落阶段。19世纪初统一南北的阮朝在政治上扶
持临济宗，歧视莲宗。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
“保护国”。越南广大佛教徒投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中，佛教成为强化民族意
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间，法国强迫阮朝签定了两个丧权
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在芹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了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
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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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复兴
1。印度佛教考古的开始
19世纪开始，一些亚洲佛教国家的僧侣到印度朝圣礼佛，使已在印度消
失了700—800年的佛教再度出现。20世纪初，很多佛教胜（圣）地恢复旧
观，已有佛教组织和佛寺在印度建立，少量的印度教徒改宗佛教，出家为僧，
一些重要的佛教遗迹得到发掘和初步整理。与此同时，一些欧美学者纷纷对
东方的佛教文化进行研究，印度本土的学者也积极挖掘古老的传统佛教文
化，佛教在印度慢慢地产生影响，为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奠定了基础。
1915年，印度学者依据中国唐代著名僧侣学者玄奘的记载，开始进行对
那烂陀的挖掘工作。那烂陀寺是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