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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请科学家研究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请天主教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
作，向所有的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并且提出了圣经研究的指导方针。尽
管他提倡教会要研究当代思想，但后来他又发表通谕谴责教会内部的自由主
义思想。这种在保守和开明之间摇摆不定的矛盾的作法，贯穿于他的整个任
期之内，体现在他的许多政策之中。
在政治思想上，利奥十三世继承了他的前任庇护九世的观点，主张罗马
天主教会要坚决反对政治自由和民主，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公民自由和宗教
信仰自由。但是在实际政策上，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继任教皇不久，
为了联合法国反对意大利，他针对法国天主教流行的反对共和国的观点提
出，罗马天主教并不只追求一种政体形式，而是可以接受君主政体、贵族政
体或民主政体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希望法国的天主教徒为了教会的
最高利益——夺回教皇国，接受撒旦的共和国为“既成事实”，与之妥协。
在对待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他提出“只要是公义的事业”，《人权法
案》中的自由是“可以宽容的”，因为教会不必谴责那些“为了获取某些大
的善，阻止某些大的恶”的异端派别的统治者。但是当美国天主教自由派领
袖大主教吉本斯和艾兰德明确表示从根本上赞成民主制度时，他立刻予以谴
责。因为他认为罗马天主教徒只可以接受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而不可以接
受其思想。
1901年利奥十三世发表通谕提出了他的“公教民主”的思想。他说“如
果真有完美的民主形式这种东西的话，毫无疑问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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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罗马天主教的所有政治事业必须由神职人员控制，这种由神职人员
控制的“仁慈的专制政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公教民主”。它不可能是政
治民主，也不排除服从合法的君主的精神。
按照罗马天主教君权神授的传统，政治权威只能来自上帝直接指定的人
们，而不能由有责任感和政治首创性的个人选举产生。所谓自由民主是通过
自由讨论和公民的选择决定的，是以宗教自由、良知自由、言论自由、出版
自由和集会自由为前提的，它们都是罗马天主教以教权至上主义、宗教裁判
和检查制度以及以教阶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天然之敌。因此罗马天主
教会不可能接受政治民主思想。
（2）中欧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利奥十三世的《新事》通谕
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已进入意大利和德国，两国的罗马天主教会针对
工人的处境在工人中间成立合作社，其社会行动已经取得明显的成就。在比
利时和法国，工业化已经实现，天主教徒已逐步变成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
者。但是，在中欧，农业经济与社会秩序正在同机器的引入相抗争。路德派
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一样都在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下，而贵族的心态则是反
民主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力求维护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的旧的社会等级制，
并依据法律和行会制度把它确定为不变的制度。罗马天主教的社会行动和教
皇的通谕在这里则是要保持或回到中世纪的行会制、采邑制和类似的东西以
抵制大规模的工业的引入。在德国，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都支持政府限制
行会在生产和工资方面的建议。在奥地利，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也试图通过法
律加强行会对价格、生产和择业自由的影响力，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议会制
和民主制的力量在此结为一体。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人们所希望的是从行会
中而不是通过普选来建立立法机关。
19世纪80年代，利奥十三世追随着天主教保守派的这一国际行动，也
热衷于恢复行会制度，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建立立法机构。1891年他发表了著
名的《新事》通谕，坚持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穷富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不
可改变的，宣称政府应当实行仁慈的独裁专制。《新事》通谕提出，工业行
会应当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作必要的限制和规定。它也维护工人和
师傅的结社权利，称这是他们的“天然”的权利。在西欧和美国，许多人对
梵蒂冈竟然能论述工人结社的权利和政府规范工业企业的权利感到惊奇。利
奥的这一通谕在欧洲大陆对罗马天主教徒中的各类社会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刺
激作用。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也提倡社会“公义”，因而在教会内享有“工
人教皇”的称号。
（3）“公教行动”组织
“公教行动”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在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和领导的各种社会
活动。19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出现了许多从事社会活动的罗马天主教的社会
组织。在德国南部、北部和比利时，在天主教会的主持下，民间合作者协会
和信贷合作社十分流行。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工人运
动在欧洲的传播，罗马天主教会还组织起劳工联合会，与马克思主义争夺群
众。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罗马天主教会成立起许多活动中心，散发讨论
社会问题的书刊。所有这些组织以及许多其他组织都得到神职人员的监督和
指导，一部分还逐步发展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政治党派。所有罗马天主教徒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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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主教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即使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下，天主
教的神权政治依然发挥着很大的政治影响。
3。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自由主义
（1）托马斯主义的复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30年，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呈现出少有的复兴
景象，这与教皇利奥十三世对学术研究的鼓励密切相关。利奥十三世继任教
皇后，意识到罗马天主教会内知识的贫乏与落后，引导教会吸收当代文化的
成果和研究方法，开展与当代哲学、历史学以及其它学科和思潮的对话。他
开放了梵蒂冈图书馆，创立了托马斯·阿奎那研究院，鼓励圣经研究，对托
马斯主义神学的复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托马斯
主义因主张利用理性来证明神学真理一度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冷落。1879年
利奥十三世发表《永恒之父》通谕，称托马斯·阿奎那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导
师”，鼓励和要求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院校必须学习和研究托马斯主义。尽管
许多天主教神学家对这位大师是否已经完全穷尽了真理表示怀疑，但是教廷
在实践上一直推行这一方针。大学因支持托马斯主义获得补贴，为传播托马
斯主义创办刊物，编写教材。教授们还得到暗示，若研究其它学说，他们的
晋升就有可能推迟，但研究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就可能尽快得到提升，甚
至还可能得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小红帽。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一些持反对观
点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说成是属于托马斯主义的这种或那种学派。托马斯
主义在当时不仅成为天主教学术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罗马天主教的
正统神学。
（2）自由派神学家及其观点
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自由主义主要出现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罗
马天主教会中间，对教会传统的圣经观和历史观的质疑是这一思潮的主要表
现之一。
法国是罗马天主教的重要学术中心之一。法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受到德国
学者的很大影响。1875年法国有五个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1878年巴黎又成
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天主教的研究所。该所的教会史学家路易·迪歇纳原来是
一位热诚的越山主义者和教皇无谬论的支持者，但是通过70年代的研究，他
的立场发生了变化。1881年阿尔弗雷德·卢瓦齐来该所担任了希伯来语教
授，开始了两人长达10年的密切合作。这段时间法国著名的圣经学者勒南曾
经在巴黎大学举办讲座，宣传德国激进的新教圣经批评学，对卢瓦齐影响很
大。到90年代初，迪歇纳和卢瓦齐通过教学工作和所办的刊物《批评杂志》
对法国天主教会和神学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天主教学者应用历史批评方法研究圣经，自然给启示神学和圣经无错谬
的信条带来了危机。包括卢瓦齐在内的一些圣经学者对圣经中的历史也发生
了怀疑。卢瓦齐曾经对《创世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怀疑，结果天主教圣
絮尔皮斯神学院院长禁止学生参加卢瓦齐的讲座，从而引发了1892年—1893
年天主教学术界的第一场危机。尽管巴黎天主教研究所的所长杜尔斯特主教
在《圣经问题》一文里试图为卢瓦齐辩护，提出把科学事实问题和圣经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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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伦理问题区别开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又加剧了传统主义者
的不满，而且卢瓦齐也不能接受杜尔斯特的区分方法。最后卢瓦齐被解雇，
转到一所女子学校担任神甫。1893年教皇发表《天主万有》通谕重申了特楞
托会议规定的圣经无谬误的基本教义。但它并未能阻止学者对圣经的批评性
研究。
1897年封·雨戈尔发表了论圣经前六卷资料来源多种多样的学术论文，
对《天主万有》提出挑战。封·雨戈尔是具有广泛国际关系的罗马天主教平
信徒神学家，同许多罗马天主教学者有密切的交往。他在巴黎的天主教研究
所访问过杜尔斯特、卢瓦齐、迪歇纳；在里维埃拉拜会了法国教士中的重要
学者米尼奥主教。90年代初，封·雨戈尔还在罗马生活过，那正是罗马的天
主教“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他在那里曾积极争取教廷不要把布隆代尔的
《行动》列入1894年的《禁书目录》内。他与夏尔等德国天主教自由派交往
颇深，还把爱尔兰耶稣会教士乔治·特列尔也引入“现代主义”思潮。
同一时期，教会史和历史神学领域也产生了危机。罗马天主教会自始就
竭力使信条和教义保持稳定不变，但这种作法遇到了困难。迪歇纳通过自己
的批判性研究提出，关于法国教会产生的许多传奇故事是荒谬的，他还对反
尼西亚信经的教父们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他学者也对教义、信条或圣礼的变
化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如英国天主教会的主教纽曼的门徒就提出，教
义的发展是灵活的和辨证的观点；另一些人则表现得更为极端，认为除了神
与人的关系不变之外，各种信条和教义都应当是变化的。这些观点都是对罗
马教会的权威和立场的直接挑战。
1890年左右盛行一时的理性实证主义受到意志论、直觉论和“实用主
义”倾向的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