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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了解现代文史的读者，不读这书中的注释，实在是一大遗憾。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5年二版）
看先生骂人
？ 陈 村
书屋品茗
家里的地方小，原来想等光盘版的《鲁迅全集》出来，小小一片就一网打尽了。后来听说此事黄了，只好买了十六卷纸印的，放在书橱很壮观。家里原有先生的单行本，“文革”时出版，一册两三毛钱。过一段时间，我会拿出一本翻一翻，就像在听老朋友谈话。这样说有点“我和鲁迅是相通的”之嫌，但我确实爱读他的书。我读了许多人的著作，到头来还是最要读他，说一声像听老朋友谈话不算过分。
我还买了鲁迅《两地书》的手稿影印本，鲁迅年谱，买了一本《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对照着看，很好。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所有读过鲁迅骂人文章的人，应该看一看别人骂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的火气比较大，一语不合就骂开了。这当然表明文坛的自由和民主，人人都可说话。但是人人都要说，不免有了麻烦。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那些话就是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中的苏修间谍，岂不是要人的命吗？）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先说老，然后顺理成章地就糊涂得可观或固执了，成了堂鲁迅了。在他们幸灾乐祸地说鲁迅垂垂老矣时，分明有一种快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真是他妈的！
虽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而且不关我的事，读了还是非常生气。从法律上讲，从人权讲，人人当然都可以说话。但是从文化而言，绝不是人人有资格发言。我能对相对论说三道四吗？有人要我写文章谈谈周易，我说不行，我没读过，翻了读不懂，他要我随便谈谈，《易经》岂是可以随便谈谈的东西，在相对论和周易面前，我是不配谈的。同样，在鲁迅的面前，有些人是不配说话的。不要以为侥幸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就有权吆五喝六了。看年谱，鲁迅的精力多半被此牵扯了，直到去世，还在苦斗。苍蝇飞来飞去的，人将它拍死，你当然可以说拍得好，拍的姿势很优美，是战斗的身影。但是，除了拍苍蝇，人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做一做吗？讨厌之处在于，苍蝇不拍不行。你不拍死它，你就别想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它去了又来，比蚊子还讨厌。蚊子是要吃血，让它吃饱了，就一边歇着去了，而苍蝇是娱乐，它似乎并不吃你的什么，而死了心要和你玩玩，还敢神风突击队一样朝你的嘴巴飞来。那么，就只好打苍蝇了。悲剧在于，苍蝇是拍不完的。我有句话：太阳和月亮是永恒的，苍蝇和蚊子也是永恒的。至于那些似乎受了冤枉的，我偏颇地觉得没道理可讲。当苍蝇绕着鲁迅飞舞的时候，即便你是美丽的蝴蝶，也不该凑什么热闹。你到他的头上采蜜，被拍一巴掌也是活该。
鲁迅对年轻人，常常有着超人的耐心。这为他赢得了萧红萧军等人的友谊，也为他招来痛心疾首的磨折。你看他到了大学，给学生讲演。有人不爱听尽可以不听的，不以为能听到鲁迅的讲演是幸运尽可以不幸运的。但是，听完了，说他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说自己听罢“充满着烦恼，失望，沮丧……”假如对牛弹琴，牛也不至于如此的。牛只是吃自己的草，并不沮它的丧。我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配听。别以为一成了青年一成了读者就有非常的权利，不配的事情还是不配。我自然不是鲁迅，没他的人品学问，也没他的雅量。从前也到大学去说一说，自以为有益于人，后来就不去了。我去大学，他们问我什么名人逸事，什么财经小说，什么恋爱的手段发财的窍门，这些我都是不懂的。我懂的他们没兴趣。他们不读文学却要见见作家，岂不是很没道理。他们要我恭维他们几句，我实在无从恭维起。难道一个人的年轻也是可以恭维的吗？难道一个人仅仅因为进了大学就比别人更值得恭维？所以我不去了，敬而远之。我省下时间自己看书下棋岂不更好？我用时间写文章挣钱岂不更好？当然，我想得没出息，所以没法自以为著名文豪的。即便以不当文豪做代价，我也不肯再去和他们玩了。
我读鲁迅，深感先生真是格外的伟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先生没有。他嬉笑怒骂，他诚恳真挚。他并不总是披着铠甲，另有赤子之心。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一个人骂人还是容易学的，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骂人者的最大的方面。
《经史》及其他
？ 朱新华书屋品茗建国初期的陈寅恪诗中有《经史》一绝。诗云：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诗集》65页）这首诗相当集中地表达了陈寅恪当时的感受，“溪刻阴森惨不舒”一句尤其令人生惊心骇目之感，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先生晚年诗篇中所出现的、所感受的客观环境与自己主观心态”，这七个字足以“概括无遗”（《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如此说来，这首诗的作意格外值得关注。此一问题，蒋天枢曾经作过一番推测：昔年先生语枢：在德（国）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此殆后来《经史》诗之所由作欤？（《陈寅恪先生传》，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读《资本论》事，又见石泉《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出版社《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2页）只是陈寅恪留德时当一九一○、一九一一年，离此诗之作已四十载，倘无具体的触媒，很难成为作诗的原由。看来，要找到触发写作欲望的因素，先得明确诗的写作时间。不巧的是，《陈寅恪诗集》的编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碰到了困难，没给标注写作年代，只是把它安排在一九四九年所作与一九五○年所作之间。周一良先生认为，作于一九五○年的可能性要大些（同前）。根据这两年发生在陈寅恪身边的事，我完全赞同周先生的推断，并且想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一九五○年暑假期间或稍后。当时陈寅恪所待的岭南大学两年后才被易名为中山大学。据李稚甫先生回忆：一九五○年暑假，省文教厅集中广州市各高校教师，在岭南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为期一月，由杜老（杜国庠，时任省文教厅厅长）亲自掌握，我被指定为学习小组组长。讲习会的目的，在于帮助教师们初步学习马列主义，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酝酿进行院系调整。（《蔼然长者 学术宗师——回忆在杜国庠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据李稚甫先生惠赠复印件）讲习会的举办可能跟此前一系列重要会议有关。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著名讲话，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毛选》第五卷23页）几乎同时（6月1日至9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对此当也有所布置。这个讲习会陈寅恪是否参加，不得而知，但至少会耳闻有关种种。我以为，这就是《经史》的产生背景。
背景既明，内容便昭然可解。首二句，陈寅恪以问答的形式写对“经史”的感受。这“经史”绝不可能取其传统意义，因为此一意义的经史乃是寄托着他几乎全部感情的“圣籍”（语见1964年赠蒋天枢诗），决无加上“虚腐”、“溪刻阴森”一类评语之理。我以为它指的就是讲习会上所学的理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陈寅恪的角度看，显得严酷可怕。联系他以往对俄国式共产主义的恐惧（参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一九四八年部分，三联书店版）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告，陈寅恪“溪刻阴森”这样的过激之语是可以理解的。诗的第三句，是写当时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论开卷语”，无疑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家竟相表示，学习马列主义，“不亦说乎”。末句“说瓜千古笑秦儒”用秦始皇坑儒之典：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古文奇字》，此说不见于《史记》）冬天不结瓜，本是人人皆知的常理，秦儒们一见到瓜，不去分析硎谷的特殊地理条件便纷纷改口，结果仍不免一死而为后人所笑。现在许多读书人一下子背弃昔日所学，套用《阿房宫赋》里的话来说，后人笑之（秦儒）而不鉴之，势将使后人复笑后人。从日后的反右运动和“文革”看，陈寅恪的预言是不幸而言中了。由此可见，《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跟他一贯主张的为人应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汪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提出北上任职的两项先决条件，第一条不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吗？
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的，其实还大有人在。这种学习后来有愈演愈烈无休止之势，弄得许多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深以为苦。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二十七日，顾颉刚作了题为《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的大会发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在二十九日的茶话会上作了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提及顾颉刚的苦闷，见《周恩来选集》下卷298页）。实际上，这不是周恩来关注这个问题的开始。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他谈到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第一点便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因此，“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