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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上海黑水斋
电话和信——写在《围城》边上
？ 桑 农
名著重读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邀请苏文纨、唐晓芙二位小姐到“峨嵋春”吃饭，结果只有唐晓芙一人赴约。进餐时，方要唐的住址：
……他看她写了电话号数，便说：“我最恨朋友间通电话，宁可写信。”
唐小姐：“对了，我也有这一样感觉。做了朋友应当彼此爱见面；通个电话算接触过了，可是面没有见，所说的话又不能像信那样反复看几遍。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人的通信，最不够朋友！并且，你注意到么？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
“唐小姐，你说得痛快。我住在周家，房门口就是一架电话，每天吵得头痛。常常最不合理的时候，像半夜清早，还有电话来，真讨厌！亏得‘电视’没普遍利用，否则更不得了，你在澡盆里、被窝里都有人来窥看了。教育愈普遍，而写信的人愈少；并非商业上的要务，大家还是怕写信，宁可打电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
方鸿渐关于电话和信的议论不能看作脱口而出的即兴表演，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第三章中，他确实从没有主动拨过一次电话。他对电话的最初印象是厌烦：“这电话就装在他卧室外面，他在家时休想耳根清静。他常听到心烦，以为他那未婚妻就给这电话的‘盗魂铃’送了性命。”这是小说第一次提到电话，方鸿渐的感觉在与唐小姐的对侃中又有重申。方鸿渐也动过几次打电话的念头，如苏文纨来电话告诉不能践约后，他想再与苏通个电话问唐晓芙是否去。再如后来，唐晓芙唇枪舌剑数落他一通，打电话以图和解，他却以为是苏文纨打的，对着话筒厉声臭骂，发现对方挂了，他又想再打，逼对方听完。可是，不论出于怎样的考虑，两次他都没去拨。还有，那天与唐小姐欢宴结束，要汽车行放辆车来送她回家，电话非打不可了吧，但小说中写的是方鸿渐“分付跑堂打电话”。他可真是做到“言行一致”了。
方鸿渐对信的偏爱却有些过分，近于“恋信癖”，第三章中就全文照录了他好几封信，有文言的，有白话的，他甚至还想用英文写信。在与唐晓芙的交往中，写信是方鸿渐激情的最佳寄托，那次饭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与唐见面七八次，写信给她竟有十几封。“他写的信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切切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慰情聊胜于无，比不上见面；到了见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想还不如写信。”和苏文纨撕破脸皮后，他写信给唐晓芙，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付对方。等了四五天，没有回信，他“把自己的信背了十几遍，字字推敲，自觉并无开罪之处”，又写了一封信。在与苏文纨相处时也是这样。由于方鸿渐暧昧的态度与冒失的举动，常常弄出尴尬的局面。这时，他总是试图用信来解决。一次关于扇上的题诗，他不知是苏所作，信口揭露作者的剽窃行为，闹得大家不欢而散。为挽回局面，更为在唐晓芙面前显山露水，他写了一封谎话连篇的信。另一次是他魂不守舍地吻了苏后，回到家中赶紧去信表明态度，后竟可笑地以为苏会失意而自杀，又追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对信的迷恋简直可称“迷信”了。
方鸿渐宁可写信，不愿打电话，这与他的生性有关。他是一个思想大于行动的人，擅长纸上谈“情”。独自一个或事后，思维很清楚；正面接触，甚至通电话时，便常常处于被动，忙着应付，手足无措，要么辞不达意，要么信口开河。骗得周经理的资助，骗得博士文凭，都是通过信，若要当面交涉，怕一件也办不成。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好通信的习惯，正是潜意识地对直接交往缺乏信心。
唐晓芙讨厌电话，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一个人的声音往往在电话里变得认不出，变得难听。”说“变得认不出”是事出有因，她刚刚打电话给方鸿渐，被周太太误认为苏文纨。这也为后来至关重要的误会埋下伏笔。说“变得难听”是别有一种潜意识作祟。她出身名门，聪明漂亮，“脾气高傲”，但在苏文纨的交际圈里，她只能是那位留洋女博士的陪衬人。她却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说“变得难听”正是在被误认是苏的前提之下，这多少流露出内心的不满。那次赴宴前有些细节可作旁证，苏电话通知她不去了，唐晓芙自己也不想去了；但苏一再打电话催她回了方鸿渐，她却决定非去不可。她对苏的态度可见一斑。
唐晓芙不喜欢打电话，但她还是先后两次主动打给方鸿渐。一次没有打通，给她赴宴留下回旋余地，这是两人关系发展的开始；一次打通了，却被误认为是苏文纨，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这是两人关系决裂的关键。尽管她后来对电话中的误会已有察觉，终因心高气傲，没有再做努力。在唐晓芙与方鸿渐之间，电话不仅没有能够为沟通情感提供方便，反而造成他们更深的误解，葬送了一段姻缘。
唐晓芙总共给方鸿渐写过七封信，内容是什么，文笔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可至少在方鸿渐的眼里，这些信无疑是异常精彩、异常珍贵的。他用唐“送给他吃的夹心朱古力糖金纸匣子”装着。匣子本是装糖的，现在用来装信，这两者品味起来，不是甜在嘴上就是甜在心里，况且糖与唐谐音，不知这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唐晓芙对方鸿渐的来信也很看重，大概也曾“反复看几遍”。最后一次见面，她出来时手里拿个大纸包，是准备退还的方的来信，当时又没让带走。凭着唐的精明，怕不是一时遗忘。没有给，似乎有藕断丝连的不舍之意。之后在电话里遭到莫名其妙的辱骂，才让包车夫送去，并要“回件”，即收回自己写去的信。信者，信物也，各自交还信件，自然情断义绝，连挽回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待信的态度，唐晓芙与方鸿渐基本上一致，而与苏文纨相左。苏是不太看重信的作用的，方给她的三封信，第一封看了，却还要方在电话里作补充；第二封连信封都未拆，就要听方亲口说；第三封更如泥牛入海了。仅从这一点看，方鸿渐与唐晓芙要算是“志同道合”，而与苏文纨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方鸿渐的亲疏有别，决非心血来潮的选择了。
说苏文纨完全排斥通信，是不够准确的。她先拿赵辛楣的信在方鸿渐面前卖弄，后拿曹元朗的信在唐晓芙面前炫耀，只是她自己从没有写过一封信。个人兴趣，性情慵懒，都不是充分的托辞，这里实有难言之隐。让我们回顾一下方鸿渐说过的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这当然是泛泛而谈，可将它放在苏文纨身上，却也十分贴切。苏是留洋的博士，可谓“地位很高”，至于讲话的“体面”，方鸿渐初到苏府就“诚心佩服”了。她的文字功夫如何呢？据小说交待，她写有博士论文《十八家白话诗人》，到底写得怎样，没人见过。可读她偷外国民歌而作的诗，说“文理不通”不算冤枉。既然是被誉为“苏东坡的妹妹”的大才女，写出的信让人无法卒读，那可真是“出丑”了。最明智的做法只有一个：不写。
和方鸿渐“宁可写信”截然相反，苏文纨是“宁可打电话”。在第三章中，她有案可查的打过十二次电话。如果留意一下苏在该章节的地位及表现，就会察觉到她很像欧洲上流社会沙龙里的女主人。方鸿渐、唐晓芙、赵辛楣、曹元朗、沈先生、沈太太，还有未出场的王尔恺都是围着转的行星或卫星，至于褚慎明、董斜川与她疏远些，也因为他们不在圈子里，引力未能发挥作用。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习惯指使或干涉别人。她要把别人都捏在自己手中，随时“叫来唤去”，而决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电话无疑是往来周旋的最佳工具，既可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事情过后又没有任何留痕，不像信，说不定就成了把柄或笑柄。
苏文纨所打的电话，达到预期目的的并不多，但它们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方鸿渐的，说是不能去峨嵋春赴宴了，然后接连打了三个电话给唐晓芙，让她也辞掉方的邀请。不甘听人调遣的唐晓芙偏偏与之拧上劲，只身赴约，宴罢归来，又听说苏来电话，“唐小姐气愤地想，这准是表姐来查探自己是否在家。她太欺负人了！方鸿渐又不是她的，要她这样管着？表姐愈这样干预，自己偏让亲近。”苏文纨一次次电话把唐晓芙推到方鸿渐那边去了。后来打破三人之间明来暗往的平衡局面的，也是苏文纨的三次电话。赵辛楣宴请、方鸿渐大醉的第二天，苏文纨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电话去方处问病，晚上又来电话约方夜谈，这才有方鸿渐鬼使神差的月下一吻。整章故事急转直下，苏文纨翻脸，唐晓芙反目，一场云里雾里的恋爱游戏，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已经看到，《围城》第三章里的电话和信，与方鸿渐、唐晓芙、苏文纨三人的个性、处世原则以及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存在着种种天衣无缝的机缘巧合。此外，关于电话和信的选择，还蕴藏着某些颇具典型的心理。
通信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递方式，而电话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社会，两种通讯工具并用，各有各的存在理由。一般人似乎并不深入地追究，但对于一些敏感的人，天平总是倾向于信的一边。他们当然知道电话传送信息时的方便与快捷，但是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信在交流情感时的优势。余光中有《催魂铃》一文，专说电话和信的比较。所谓“催魂铃”就是方鸿渐说的“盗魂铃”。该文有一段文字与方、唐对侃的内容如出一辙：“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咄逼人而来。”董桥散文《一室皆春气矣》主旨也是电话的薄情、信的多情。标题出自梁鼎芬致缪荃孙信中的一句：“寒天奉书，一室皆春气矣。”文中说：“上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体贴，也比较含蓄，又懂得写信比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