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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排的角度看，该书只有单一的四角号码查字途径，没有其它的辅助检索方式，对判断不准四角号码的字查起来相当麻烦。但从我买到的这本已经是增订本第十六版（1938年2月出版）、并且离增订本初版（1937年8月初版）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看，此书还是大受欢迎。看来四角号码检字法那时已经是被广泛接受了。
寻找星星
？ 易允武
书的故事
诗的命运有时也和人的遭遇一样。人约黄昏，常思念清晨。但我之所思，却是苦涩。
一九五七年，我在武汉大学就读时，曾给《星星》诗刊投寄了两组诗，并分别发表于同年五、七月刊物上。就在我春风得意之时，冷不防大规模围剿“右派”运动开始。我落入陷阱，随即被逐出校园。“文革”期间，为逃脱“文字狱”的劫难，为生活计，我只好彻底与文字绝缘，手提油漆工具浪迹于江湖。我写的那些诗也就不知下落了。
那已是浮生若梦的往事，本来不愿提及。去年夏天，湖南文艺出版社弘征先生告我，说我一九八○年刊于《星星》的另一首诗《匍匐者的家史》被收入《星星四十年诗选》中。我突然忆起了人与诗的历史。我想，这部书理应属于中国当代诗史志的组成部分，其中有我的一滴辛酸泪。于是便投函蜀中主编，诉说了早年投诗罹难的遭遇。我期待见到佚诗。那种心情，不亚于孤寂老人苦苦寻觅离散于灾难中的儿女。
一个月后，我果真收到厚达一千多页的赠书。未见回函，可能新任主编早已不识我这老头了。但书确实很沉重，因为它收辑的作品记录了中国当代诗歌屡受其挫的发展历史，驮负着诗人艰难跋涉太多的慨叹。为了对历史的尊重，书的目录列有《星星》四十年总目。经过仔细查阅，我终于找到当年所写的《宇宙诗页》和《井（外一首）》题目。我久久凝视那些铅字，然而由于光阴飘逝已远，那属于我青春年华的缪斯，我所写的诗句，竟一时难以记得真切。
时光容易把人抛，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乍春时节，当珞珈山的樱花含苞欲放时，我正蛰居书斋编织花篮。我期待花篮里盛满红玫瑰和白茉莉，那当然是美丽、灵动的文学。其时，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刚刚出台，文艺新苗破土萌动。这时候，我买到了共和国诞生后全国第一家新诗刊物《星星》。稿约上开宗明义地写道：“我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那具有鲜明见解和个性的宣言令我耳目一新。它的出现给人一个惊喜，无疑给诗坛增添了亮丽，给诗人以憧憬。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创刊号上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他那分别以《白杨》《藤》《仙人掌》为题的散文诗，对“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古训作了深刻的阐示。我掩卷沉思，又仰望幽幽天宇，便以《月》《霜》《星》为题构思《宇宙诗页》，欲取天空之物与流沙河先生的大地之物相对应，投诗以唱和。
这年二月，天空是清明的，我借春风将《宇宙诗页》捎给《星星》诗刊。五月组诗被刊载，还收到流沙河先生寄来鼓励我赐稿的短笺。接着我又寄去以《井》和《塔》为题的组诗，很快又被刊载于七月号上。但这次未收到诗人的片言只字，想来他一直在为诗奔忙。至于当时的中国在春天过后将发生什么政治风云，我作为一个学生还没有产生什么敏感或疑窦。
尔后，凶猛的夏季来临了，武汉的酷热是闻名于世的。当我勃发的诗情在升温时，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也骤然升温。捕捉右派的网拉得很大，纯洁的诗歌竟然也成为鹞鹰捕获的对象。一时间，阴阳混淆，是非错位，鲜花与毒草也可颠倒。到了金色的十月，《星星》诗刊的四位元勋“全军覆没”，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被诬为指向党的“一把绿光闪闪的长剑”。就在这期刊物上，《宇宙诗页》也同时受到批判，它作为一个例证，引进《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文中。组诗中的《月》和《星》被诬称宣扬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在那个时代，个人主义即严重的反党思想，于是月亮和星星也变成指向党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了。真是“诗”不逢时，当时武大中文系正琢磨如何抓我的辫子，这下正好从《星星》诗刊中找到了证据。秋风起兮云飞扬，就在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之际，我这位伴着五星红旗长大的学子，如雏鸟被鸱枭啄在尖利的嘴中。诗，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证”之一。我和流沙河先生同时以诗株连遭罪。呜呼，我想我的遭遇对远在蜀地的诗人来说是始料未及的。
事后一想，也谈不上始料未及。大凡政治运动都是采取一个模式的杀戮手段。有良知和悟性的人是千万不能写诗的。那时，诗只能是分行的政治口号或向佛朝觐的偈语。诗本质的灵气、立意和形象一概视为别有用心的影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狠心。试想，当《星星》诗刊创办不久就以弘扬诗的本意为熹光，使当时犹含惺忪睡眼的诗坛为之一亮，但在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就猝不及防地被乌云席卷吞噬，那种肃杀之气，怎能不令人不寒而眎？我知道珞珈山非我编织花篮之地，长叹一声，便连头也不回一下地逃向社会底层，以求保命。
天回地转，我回归到母亲身旁。母亲不懂诗，却是仁慈宽厚的。对着母亲的悲哀我没有掉泪。我真正哭泣的是我把两担书籍送进旧书店卖掉，以及把两本刊有我的诗的《星星》东藏西藏的时候。我不单赤贫如洗，而且成为贼一样的人。诗成了赃物。由于多次的藏匿诗作，及至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星星殒灭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关于诗的凄惨的故事。现在，当我不再写诗的时候，我得到了《星星四十年诗选》，而且见到了我四十年前写的诗题。这应该视为故事的延伸。它的出现显然证实了这么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诗运’即《星星》的命运；中国的‘诗景’即《星星》的情景，几者已是血肉胶著，密不可分”。反右年代，真正的诗歌总是那么命运多舛，而我的那些小诗只不过是一个惨遭杀戮的标本而已。是的，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中国是拒绝诗歌的。在一些人眼中，没有诗，照样可以放丰产卫星，砸烂饭锅炼钢铁，斗私批修……荒唐造就了愚味，愚味带来的是麻木。于是，当我折落了诗翼凭着一双手去干最简单的求生劳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片荒漠苍白的世界。没有诗的世界真是寂寞而可怕。没有诗人头脑的人真是最好主宰。
历史不能轮回，但诗始终在天国运行，匍匐于正直的人的心灵中。当中国不再拒绝诗歌时，就在“拨乱反正”的春风掀掉我“右派”帽子的一九七九年，仰望夜空，我发现诗正向我奔来。我又看到美丽的星星和月亮了。对着真正明丽的时代，于是我颇有感慨地写出《匍匐者的家史》，而且仍旧执拗地投寄给四川的《星星》。我希望流沙河先生能知道我尚未扼杀至死。这首诗后来发表于《星星》复刊不久的一九八○年四月号。我与这家诗刊悲喜交集的缘份算是弦续上了。后来，这首诗又被北京的《诗刊》转载，还被评为《星星》复刊以来至一九八一年的“星星诗歌创作奖”。我与《星星》同舟共济、共衰共荣，其命运何其相似乃尔！遗憾的是，自从发表这首诗作后，我便将已老化的诗翼收敛起来了。
应该感谢《星星四十年诗选》，它使我在历史与现实中沉浮遨游。为了咀嚼那难以忘却的纪念，最近，我多方奔走；终于在朋友那里寻找出一九五七年五月号原属于我的《星星》诗刊。它的纸张早已泛黄，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我读着当年那明丽且正直的小诗，早已老泪纵横：“当月亮隐没的时候，/星星以它的光亮照耀着大地，/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星星也闪烁着那细小的光辉；/而当人们赞赏起月亮的光华和皎洁的时候，/月亮高兴地在天边游动，它却默默不言……”（《宇宙诗页·星》）
称职的新闻漫画家
？ 方 成文 ／ 苗 地画
封二
漫画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作评议或作为谐趣艺术品，常用于新闻报刊，便有时间上的要求，创作需快速。我国漫画家中，绘制手笔最熟练，动手快的，恐怕很少人能比得上苗地。他有熟练、准确的速写功夫，画得又快又好，人物形象画得生动传神。报纸有时需用情节多样，景色繁杂，人物众多的大场面的漫画时，只要有他参加创作，一切就顺利了。
他为人纯厚朴实，创作出的连环漫画却幽默有趣，俏皮逗人。缺乏幽默感是画不好连环漫画的。
和大多数漫画家一样，他从绘画到漫画创作都是自学而能。他是以对艺术的严肃认真态度和勤苦不懈的作风，创造出色成绩的。
他还常画报道性的漫画。他走到哪里便画到哪里，是为报纸工作最称职的漫画家。
聪明误
——导演，女主角的替身都打齐了，开拍吧！
——后面的请脱掉上衣
——王工程师，外国人今天拜访你，用我的办公室会见了他吧！！
头再歪点，笑一笑！
——傻瓜，你边傻瓜相机都不会用！
雷打不动《阿凡提外传》
聊斋评点：莲花公主
？ 田 原 文／画
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