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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顾准遗作，还无人触及其去留问题。
（4）距离预定出版日期（一九八○年一月十日）只有半个月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院部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样本”。杂志社总编辑黎澍本是党组成员（分工联系“历史片”即各个历史研究所），因而就不必另邀负责人列席。晚上十时许，黎澍打来电话，说会议讨论热烈，散会很迟；会议决定，抽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详情以后传达，速作补换稿件准备，以不影响按期出版为前提。由此开始了连续五晚四天的紧张工作。
院部会议决定抽换稿件两篇，实际抽下的是三篇，加上了“书评”《一本值得重视的经济学著作——读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这是编辑部自己商定的。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中，有不少篇幅与孙冶方商榷，认为孙的基本理论有很大偏差，虽然批驳了“价值工具论”，而自己主张的却也是“价值工具论”，云云。“书评”则对孙把理论研究的焦点聚集在价值规律上，确认是重要的见地，因为经济体制中的不少缺陷，恰恰都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缺乏正确的充分的估计有关系。当时考虑，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便于读者去作出自己的评价。现在，那一篇已经抽下，“书评”的发表就不是必要的了。
三篇稿件抽下，需换补八万多字，且牵动全盘布局，有关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相距约二十多公里的新华印刷厂与编辑部之间。二十九日，乔木的秘书来电话询问进行情况；三十日上午英文版（季刊）主持人赵一鹤还带病来到编辑部，商量英文稿件的换补问题。有意思的是，接替顾准遗作的，是顾准的老友骆耕漠所写的《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四种交换关系的分析》。
（5）十二月三十日是星期天，下午仍不休息，黎澍主持召开编委会，传达院部会议的意见，宣读了从院部办公室借来的乔木发言的纪录稿。
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属于大政方针的，如指导的思想、执行的方针、坚持的原则、提倡的学风和文风、对发表文章的要求等等。二是涉及刊物特性的，比如，乔木就明确谈到：首先不要考虑看的人多少，而要着重考虑解决了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只要确实解决了前人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即使与当前现实问题没有直接联系，看的人很少，也可以发表。三是关于两篇稿件的抽换。乔木在发言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谈得较多，他认为，作者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即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这个基本论点是不能接受的；文中有关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的探讨，虽有不少很好的见解，但由于它的前提不能接受，就必然会影响它的公开发表。乔木进一步提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后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严重的失误，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不能够说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对顾准遗作，乔木谈得并不多。他认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能写出这样的读书笔记，很不容易；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要讲得很清楚，要做到根据可靠，论证周密，也是很困难的；顾准同志已经辞世，我们又不可能和他交换意见，请他补充修订，还是以调换其他稿件为宜。
就这样，本拟于一九八0年一月在北京发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年多以后的一九八一年五月，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面世。令人感到宽慰的是，顾准的另一著作《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又一年以后的一九八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时，我已调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历史编辑室的同事为它的问世，在校订、整理、核对外文和中文引文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还写了颇为得体的出版说明。这才没有让陈敏之在“后记”中担心“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的忧虑成为事实，我也有幸成为它的较早读者之一。
讲完昨日发生的这则故事，不免要引起一些思索：
——解放思想到思想解放，是认识事物的一个运动过程。现在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在十七八年前每每仍“习焉不察”，这大概也是个规律罢。
——一篇文章也许只是思想火花的一闪，一个文集却能够将火花聚结为光束。文集出版的历史价值就在于此。
——从一篇遗作的抽换到众多遗作的结集出版，说明了历史的进步。它是作为对历史灾难的补偿中的一个迟来了的插曲。
——青年顾准在追求真理中接受真理，中年顾准又继续对真理的追求，直到一九七四年离开人间。他不足六十岁的短促一生虽则“历尽折磨”，但他却为人间留下了实在的不朽。
一九九七年八月·长沙
接近世纪初
？ 王安忆
灯下随笔
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催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
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蓠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
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汽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还有肯特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歌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