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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正低低地压下》、《世界多么美好》。但即使是在蜜月期间，他也没有忘了革命。他已预感到自己必将为革命而战死沙场。于是，他对他的爱人写道：“现在，你的头靠着我的胸膛，明天你也许只能靠着我新坟！”诗人一生就像忠于祖国那样忠于爱情。在革命来临时，他写了著名的《秋风在对树叶低语》、《我最好的妻子》、《爱情玫瑰树》、《你在干什么，我的妻子》等诗篇。他在诗中写到：“你还是缝，面旗帜吧，我的爱人！”而他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毕可抛”的小诗便是他在自由和爱情中所做的抉择。
1848年卫国战争爆发，裴多菲亲自参加了战斗。他一边用笔与敌人战斗，一边又用剑与敌人撕杀。为鼓舞战士的士气，他写下了《作战》、《爱尔德利的军队》的战歌和进行曲。次年7月31日，裴多菲战死沙场，实现了他的为自由之故，愿抛头颅、洒热血的誓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波兰也面临着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在这一伟大时刻，波兰产生了密茨凯维支这样伟大的战士和诗人。
密茨凯维支于1798年出生于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波兰的立陶宛诺伏格罗特克。他的父亲是律师，是个关心政治、热爱诗歌、博闻多见的人。父亲对波兰古代诗人作品的热爱和富于自然美的古迹城市诺伏格罗特克培养了青年诗人的诗才。
1815年，他离开故乡，去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读书。在此，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了“爱学”社，旨在“为了祖国、学问和正义”而学。毕业后，他当上了中学老师，在教书之余，他研读了德国和英国诗人的作品。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浪漫主义创作。其《幻想》一诗便是他自己的宣言：它包含了他此后诗篇的种子：情感和信仰。后来这首诗收集在《歌谣与传奇》之中。1822年，《歌谣与传奇》第二卷问世。这里包含了两篇很重要的长诗：
《格拉席娜》和《先人祭》第二和第四卷。格拉席娜是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她美丽而勇敢，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先人祭》则是描写立陶宛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反一切亡魂的痛苦。主人公古斯塔夫是位饱受痛苦的人，但作者说无论这痛苦多么大，也比不上人民的痛苦。这里，作者仍把故事局限于追求个人幸福上。1832年，《先人祭》第三卷完成。古斯塔夫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英雄康拉德。1827年密茨凯维支被捕，半年后的一天，他接到被流放到彼得堡的命令，两天后他与两个朋友一起出发，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监禁和流放，使他写出了《先人祭》第三卷。这里的主人公是位为解放祖国同压迫者进行殊死斗争的爱国志士，是在敌人的监禁、迫害下仍坚贞不屈的英雄。可以说这是一部控诉沙俄侵略的战斗檄文，也是作者代表整个波兰人民喊出要求自由解放的呼声。这部作品的语言铿锵有力，激情奔放，字里行间浸透了民族灾难、人民痛苦和人民对沙俄的憎恨。
1832年8月他从彼得堡来到巴黎，从此以后，巴黎成为他长住久居的地方。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热情就像不可阻挡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他的一位朋友说：“他处在创作的狂热中，他的书桌上堆满了稿纸，他简直是靠在上面不停地写着……这样地继续了许多天，他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结果是他和长篇诗作《塔杜斯先生》的问世。这是一首春天的幻想曲，是那些流亡在外的爱国志士的安魂曲。这首长诗激动过许多侨居国外的波兰人。波兰诗人波赫丹·札勒斯基就说：“我们读着这篇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好像飞回到我们在波兰的友人和姊妹们那里去了。在 《塔杜斯先生》中，一切都写得那么生动，一切都散发着祖国的气息，我们忘记了侨居生活的悲哀和忧虑，忘记了折磨我们的对于祖国的怀念。”
《塔杜斯先生》之后，密茨凯维支不再进行大量的创作，而是把自己投入到实际的行动之中。他在罗马组织军团，在巴黎创办革命刊物《人民论坛》，即使是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还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军事活动。密茨凯维支一生遭受到的都是迫害、监禁和流放。但他却永远怀着一颗心愿：
啊，假如我有一天达到了这种快乐——这
书居然收藏在茅屋中了……假如那些乡下
姑娘居然在他们手中捧着这一本像她们的
歌一样明白的书！
而今，他的心愿已经成为现实，全世界的人民都捧着他的诗集，为他那战斗不屈的精神所鼓舞。在中国，鲁迅就说：“密茨凯维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
俄国的浪漫主义也是紧紧地与民族自觉和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息息相关的。但在这种民族情绪高涨的氛围下却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茹科夫斯基。他在诗中披露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和人们的直接感受。他歌颂民间古风和民间传说。他注重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在他的诗中，我们感受不到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激情，却是一种迷恋过去、美化过去，以及一种接触现实后的忧郁情绪。茹科夫斯基是公认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他“使俄国诗歌获得了心灵”。“如果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也就没有普希金”。他的作品有《黄昏》、《捷昂与艾斯欣》、《柳德米拉》、《斯维特兰娜》以及 《十二个睡着的姑娘》。另一派是以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人诗人。他们的诗中充满了反抗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和肯定个性自由、民族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精神。
美国的浪漫主义几乎始于它的独立时期。当时的美国盗印了大量的英国作品，为美国自身文学的繁荣作了准备。当时，英国浪漫主义者司各特、拜伦、华兹华斯风行一时，柯尔律治的文艺理论、卡莱尔的历史哲学以及法国的卢梭、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歌德一齐向美国这个新的充满了朝气的国家走来。美国则以双手拥抱欧洲这股浪漫气息，浪漫主义文学终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全面繁荣。
首先登上这一舞台的是独立后的最初果实：欧文、库柏、布莱恩特。这些人是开创美国文坛的先驱，属于第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他们抛开对英国的依附，创造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世界。欧文写有《纽约史》、《见闻录》和《草原之旅》。库柏的小说可算是真正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他的 《皮袜故事集》共有五部，以一个猎人的一生为线索，描写了徘徊于印第安人与白人世界之间的勇敢、和善的纳蒂。在这里，欧文笔下的自然景色和库柏笔下的历史传说令人眼花燎乱。
紧接着他们的是超验主义作家。他们是爱默生、梭罗和霍桑。这是一代新人，他们已在前一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摆脱了英国的影响。他们不再像前派那样沉醉于历史传说、风俗人物之中，而是颂扬新兴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倡导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歌颂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美国民主精神。
1836年，爱默生等人在康考特村聚会“讨论神学与哲学不良状况”。后来常常聚会，最后形成了“超验主义俱乐部”。这些超验主义者推崇直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与真理勾通。这一信念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创始人就是爱默生。
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爱默生就写过一本叫《自然》的书。他在这本书中主张人与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他认为自然是灵感的最大源泉。在此，我们看到美国文学终于在远离欧洲的另一边与欧洲合拍了，在爱默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华兹华斯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听到了卢梭的声音。
与爱默生接近的莫过于梭罗了。他也住在康考特，并被相同的激情所困扰。他读过爱默生的《自然》，深受感动，于是像爱默生那样开始写日记，并把自己的日记发表出来，宣讲独立和大自然的福音。但他也有与爱默生不同的地方，他们都酷爱自由，但爱默生更像一个去自然之中观光的人，他只是站在阳光普照的树林中惊叹造物主是多么地伟大；而梭罗却不仅去林中观景，而且还用自己的手在瓦尔登湖边堆砌了一个小石屋，自己种菜，打猎、测量瓦尔登湖的水深。可以说他是个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与自然合而为一的人。他避开对他进行干涉的社会，于是他不结婚，也不担当起赡养别人的责任。似乎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与自然的融洽。这种溶合的结晶就是他的《瓦尔登湖散记》。
与这两位探索外在自然的奥秘的人不同的是霍桑。他的眼睛总是注现在人性的恶上。霍桑也描写大自然，然而，他笔下的自然要么是充满了妖气的森林，要么就是监狱旁边幽寂的玫瑰。他好像对人性中的恶着了魔。他的代表作《红字》便是这样一部作品。主人公白兰由于与人通奸被迫带上了一个大红的A字，这个A字象征着她的耻辱，而她的情人清教徒狄姆斯台尔却逍遥法外。一方面是白兰的赎罪，她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原谅，最后这个象征着通奸的A字变成了德行的标志，另一方面白兰的原丈夫侨装打扮，抱着要复仇的决心，紧追不舍，终于找出了白兰的通奸者，迫使这位牧师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反省。最后，在一个深夜里，狄姆斯台尔独自一人走上了刑台，向黑夜，向上帝敞开了他的罪恶。最后他对白兰说：“我们不是世上最大的罪人……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们的罪更重。”作者在此探讨的是谁是真正的罪人、罪在何处等问题。而他所得结论又是震憾人心的，即人人的心中都有着隐秘的罪恶。
他的短篇小说《好人布朗》则是以美国历史上迫害教友会徒为背景的小说。小说虽短，却充满了象征，也属于探索隐秘的人心的故事。主人公布朗和他轻的妻子都瞒着对方在深夜去林子中与魔鬼约会。在此，他继续探讨了
《红字》中罪恶何在这一问题。另外，霍桑还写有 《七角厢房》、《古屋苔痕》。
美国浪漫主义的高峰无疑是惠特曼。他于1819年出生在美国东部一个农庄中。父亲是个无地的农民，后来当了木匠和建筑工人。由于家境贫寒，惠特曼一生中只过了5年的学校生活，12岁时便去一印刷厂当徒，直到18岁止一直当排字工人。
由于他的父母都是教友派信徒，惠特曼从小就受到这种宗教的影响。这一教派宣扬友爱、牺牲和苦行，比较接近平民，与教堂相对立，不看重形式。由于教友派在美国受到迫害，惠特曼的心中免不了滋生一种与美国统治者相对抗的情绪。我们在他的诗中是能感受到这一点的。但对他影响更大的在于政治方面，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在少年时期就读过汤姆·潘恩的著作，深受其影响。随后，他又阅读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报纸，去听无神论者、女权主义者及工人组织领袖的演讲，从此形成了他的激进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