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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等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1、1922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
但黑暗、落后的中国使郭沫苦的理想破灭，就是历来被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
也成为他寄托其抑郁和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
诗篇就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第三阶段：回国（1923—1928）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到上海。与郁达夫等人
① 《郭沫若文集》第10 卷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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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并经常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的极盛
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较大
的变化和发展，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他不仅高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
①
产阶级的精神”的口号，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
②
路” 。从此，《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女
神》中对工农的赞美。《前茅》便是诗人这一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年，
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
君》；新诗 《留别日本》；散文《梦与现实》等。
1924至1925年，有几件事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一是
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
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开始减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二
是 1924年春夏之交进行的社会调查，使他对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了新的认
识；其三是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主，军阀的暴行使郭沫若奋笔
疾书，起草了 《五卅案宣言》。从此，他由一个泛神论者成为激进论者，由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郭沫若的文艺观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
住时代精神。1925年，他配合当时反帝形势的需要，写出一部三幕历史剧《聂
嫈》。
1926年1月，小说戏剧集《塔》出版。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出版了译作《雪莱诗选》。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4月，诗集《瓶》出版。5月，
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严厉声讨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8月4
日，郭沫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初，诗集《前茅》、《恢复》，译作《浮士德》相继出版，
此时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大多数的人
们”的口号。2月下旬，郭沫若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第四阶段：在日本10年 （1928—1938）
在日本的10年间，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
奴隶社会的存在，写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
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
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
者之一。此外，他还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
伐途次》等自传、小说、散文等，并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的刊物《质文》
撰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海外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
①
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的10年，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
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抗战以后（1937—1978年）
②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归国
杂吟》等7首诗就是归国前后感情的抒发之作。郭沫若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
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 号，1923 年5 月。
②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23 号，1923 年10 月14 日。
① 《我要说的话》，载1941 年11 月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战声·归国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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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编《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以抗日为题材写了话剧《甘愿
做炮灰》。
1938年，郭沫若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后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的抗日宣传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
历史剧，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写了《甲
申三百年祭》。1945年6月应邀出访苏联，写有《苏联纪行》。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新中国
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职务，长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新华颂》、
《蔡文姬》、《武则天》等诗文和著作。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
林国际奖。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
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
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2）《女神》及其他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其中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尤为突出，对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
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包括1916
年至1921年的诗作。《女神》共分三部分，每部分都受到外国诗人的不同影
响。第一辑收三首诗剧，受歌德影响较多；第二辑是《女神》精华所在，受
惠特曼影响很大；第三辑受泰戈尔影响。其中惠特曼对郭沫若产生的巨大魅
力，就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
套都摆脱干净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好合拍。
《草叶集》雄浑、豪放的气势振撼着郭沫若的心灵，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
欲又受到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能感到诗兴的猛袭。“五四”运动的
爆发，使郭沫若找到了抒发个人和民族愤恨的机会，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
希望，便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出来，融入到“五四”运动的大洪流中去。
于是，《女神》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郭沫若说：“五四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
我的爱人一样。” （《创造十年》）。在《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
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他
心爱的“年青女郎”勾勒新颜，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即使变成灰烬也
在所不惜。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诉衷肠：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
① 《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34 页，唐彛鞅啵嗣裎难С霭嫔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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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女神之
再生》取村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揭示的主题便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新的
世界，表达了诗人对旧社会的批判、揭露，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是《女
神》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女神》中的诗作，处处通过抒情来表现鲜明的自
我特色，有一些诗篇，更是直接唱出了自我的颂歌。如在《天狗》中，诗人
把自我比作“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
地飞跑”，称自我“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在《梅花树下的醉歌》篇中，
诗人公开宣称“我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
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当然，诗人所歌唱的自我不是那种忧伤颓废、
孤芳自赏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
《女神》中还有许多诗是对劳动、对劳动群众的景仰和歌颂以及对大自
然的赞美。如《三个泛神论者》和《光海》、《梅花树下的醉歌》等等。在
《地球，我的母亲！》里，诗人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
“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斯”。在《光海》中，他讴歌自然，
赞美自然，能够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
调”。对劳动者的歌颂、对大自然的赞美使郭沫若的诗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篇章。它没有固定
的格律和形式，连韵脚也不押，但诗的内在旋律和诗人的感情节拍是一致的，
那些重叠反复的诗行表达了诗人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使读者受到感
染。除自由体诗外，《女神》中还有一部分谨严的格律诗。如五言诗形式的
诗剧《棠棣之花》等等。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奇特的艺术构思，丰富的想象，
激昂的旋律，使之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代新风。
发表于1923年的《星空》和1928年的《前茅》也是郭沫若的两部重要
诗集。
《星空》中所收诗歌均为1921至1922年在日本和上海所作。此时国内
政局混乱，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处在极端矛盾之中，诗中便常常流露出虚无主
义情绪，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