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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指责孟德尔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变异说将进化论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基因——之上，而且它的各项定律是过去50年来经过认真的实验研究的结果。倒是苏联的观点充满了形而上学。正如穆勒教授所写的，它“包含着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神秘的‘完善原理’，一种在生物基本构成方面的预见力。”人们会想起歌德在植物学方面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曾花了几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于西西里岛，努力寻找一种“原型植物”。他相信所有别的植物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从这种“理想的”植物蜕变而来的。
实际上，关于孟德尔的争论丝毫不涉及宗教、哲学或政治信仰。有神论者可以认为进化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他也可以把偶然的变异看作是实现上帝的进化计划的方法之一。不管进化的作用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为什么上帝不能采用他所希望采用的任何方法呢？偶然变异（环境对其有影响作用）完全可以象任何其他工具一样，被看成是表现神的意志的一种工具，即生命力的表现。在上面的表述中，用“自然”或“辩证唯物主义”来代替上帝，论点仍然不会改变。
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样的感情，完全可以同孟德尔主义的思想成功地结合起来，就象同已过时的拉马克主义观点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样，事实上远不止这样。穆勒在莫斯科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黑夜》。他在书中指出：一旦一种文化达到了可使其全体公民都享受到同等的环境条件，就有可能运用现代孟德尔主义的方法迅速提高大众的健康和知识水平。苏联人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穆勒现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用赫晋黎的话说，他“也许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能力，而且无疑也是最全面的遗传学家”。在苏联生物学家看来，他在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效劳，是世界上走入歧途最远的科学家之一。
当然，关于李森科主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一个伟大的文化，竟然使科学真理从属于政治控制。德国把一些发疯的人类学家的理论提高到正式国学的地位，开了这种政策的先例。这些例子和伽利略的发现因与国家的正统学说相违背而被拒绝的情况，原则上并无二致。事实上，苏联的一些孟德尔派学者的“认罪书”中每一句悲痛的话，和伽利略那篇出于一个受到打击，已经精疲力竭，但求免遭一死的人之手的著名的“认罪书”，如出一辙。
李森科主义的崛起给西方世界上了一堂富有戏剧性的实例教学课。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过还不是特别严重。诚然，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审判案是乔治·普赖斯观点的一次胜利。诚然，山于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要求，研究工作受到了控制，因为只有这些机构和公司才能给所需要的那些庞大的实验室提供经费。诚然，闭目塞听的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政府研究项目的安全，并把某些基本的工作方面列入“保密”范围，这些过分的热情已使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削弱了。
但一般说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相比，美国的科学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圣经地带”的原教旨主义者仍旧读着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谴责达尔文的文章，但未发现任何科学权威或卓越人物是原教旨主义者。只有南方儿个州还有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州，高等学校也总是躲开这些法律。上千所大学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不受限制地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即便是在绝密的战争研究工作中，也决不可能想象：总统或国会会作出一项关于科学理论的决议，凡对此持异议者均将被撤职。
我们希望李森科在俄国的成功，将对今后许多代人起一种告诫作用，让世人记住：如果一些无知的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裁决科学争论的话，科学将会多么迅速而轻易地遭到破坏。
（附记）李森科后来倒台的经过大致如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真理报》发表了李森科对斯大林的“颂扬文章”，其中透露斯大林曾参与准备李森科1948年的著名讲话。
1954年，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以后的儿家官方党报严厉谴责学森科，说他是“科学的垄断者”、“学术界的阴谋家”，压制一切与他相对立的理论，指控他对苏联农业并没有作出实际贡献。
为了挽回威信，李森科作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他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农学家捷连季·马尔采夫的一次惊人的农业新发现。事实证明，这项“新”发现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德华·福克纳的两本书《庄稼汉的愚蠢行为》（1943年）和《第二次观察》（1947年）中提出的观点一模一样。根据福克纳十分值得怀疑的文章，用圆盘耙松土以代替用普通的犁翻耕土地，粮食产量会大幅度增加。李森科的这项宣布没有多大效果。在1956年，他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他辞职前不久。农业科学院下令出版了李森科的老对手瓦维洛夫的著作（瓦维洛夫在李森科取代他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虽然这预示着恢复孟德尔主义，但当时还不大可能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李森科观点的批判，虽然和西方的批判一模一样，但却说他是“歪曲”了米丘林主义！亚伯拉罕·布伦伯格在1954年8月9日《新领袖》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李森科倒台的文章中曾预言；“如果孟德尔的遗传学能还其本来面目的话，那也将是偷偷地，不事宣扬地，通过恢复米丘林主义本来面目这个后门来进行。”
目前，在苏联生物学中毕竟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在吹拂。但今后这股风将变强还是变弱，人们还不愿贸然发表意见。
第十三章 仇恨的辩护士 人所共知，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如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反犹太主义的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初期。把自己的思想渊源同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法庭联系在一起的新教徒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德国第一个有影响而激烈地反对犹太人的是马丁·路德。他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把他们赶出德国。他写道：“城市和乡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个沉重的负担，就象是一种瘟疫、灾祸……。”对于那些拒绝离去的犹太人，他建议，“让年轻力壮的男女犹太人拿起连枷、斧头、锄头……，迫使他们靠汗水糊口，就象压在亚当的子孙们的肩上的重担一样。”他进一步提议，“把他们的教堂和学校付之一炬。……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让他们象吉普赛人一样住在牛棚马厩里，……生活于痛苦和牢笼之中。”
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再加上那种认为一个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则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它第一次形成理论是在哲学家费希特①1807年的《对德意志人的演讲集》中。说来十分奇怪，最早从人类学的角度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的贵族约瑟夫·德·戈宾诺伯爵②。他的著作长达4卷，于1853至1855年出版（第1卷于1915年译成英文，书名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戈宾诺对民族主义毫无兴趣。他主要关心的是反对由于法国革命而深入人心的民主概念，为贵族统治的优点进行辩护。他把一大堆人类学的事实和迷信说法混为一体，提出了一个种族等级论，其中北欧日耳曼人（高身材、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为最上等，黑人为最劣等。
戈宾诺的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女婿豪斯顿·钱伯林。钱伯林原为英国人，但后在德国定居，为日益高涨的德意志人的命运感到鼓舞。1899年，他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成为关于北欧日耳曼人神话般的历史的第3部巨著，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质上，钱伯林是把戈宾诺的北欧日耳曼人优越论与德国的爱国大义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结合了起来。
德国种族主义史上第三个显赫人物，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耶拿大学教授汉斯·君特。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他是纳粹在种族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当然，如果认为象君特或诸如路德维希·沃尔特曼和路德维希·舍曼之流的种族主义人类学者应对纳粹的反犹太罪行负责，那将是愚蠢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人的文化偏执狂中根深蒂固。不过，象君特这样的人所写的书，明显地证明了科学会轻而易举地被强烈的感情偏见所歪曲，而科学家之所以产生这种偏见，并不是由于他研究的题目，而是由于他周围的各种文化势力。
君特承认德国是多种族的国家，但他认为纯北欧日耳曼人所占的比例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大。他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解释北欧日尔曼人如何不同于劣等种族的人。例如，他们爱清洁。据君特说，肥皂和发刷都是北欧日耳曼人发明的。他们爱好运动（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一些黑人得奖时，希特勒十分生气，拒绝和他们握手）。他们喜欢蓝色和淡绿色。北欧日耳曼女人长雀斑更显得好看，君特认为这是北欧日耳曼人的一个特征。但是歌唱“深棕色的少女”则大受谴责，因为皮肤黝黑的少女不是北欧日耳曼人。北欧日耳曼人的妇女端庄贤淑。她们在乘坐电车时，总是并拢双腿，这和其他种族的妇女不同。如华莱士·德尔在《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一书（上面的例子就是从这本书中引来的）中写的：“君特博士……在这个问题（坐电车）上显然花费了不少时间。”
根据君特教授的说法，凡是种族混合体均属劣等。德国的希望就在于避免出现这种混合体，并提高北欧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不幸的是，正是北欧日耳曼人的美德造成了他们的衰落。例如，他们非常英勇，因此很可能去当兵而成为炮灰。他们敢于冒险，因此便移居他乡。他们注重贞操，因此晚婚节育。他们天真无邪，便容易上当，与具有“魔力”的外族女人结婚。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日益抬头的反犹太主义达到了顶峰，这当然是由纳粹党的宣传机器竭力鼓动，并由君特和让他一些人类学家提供了“科学”根据的。一个民族如此冷酷无情地、有计划地消灭另一民族，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里只须简略地重述一下现在已尽人皆知的恶梦般的恐怖史实。他们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人们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犹太血液的多少；严厉而复杂的法律，决定谁能与谁结婚。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发生两性关系，要受到监禁惩罚。法律甚至保护妓女不受犹太主顾的“种族法污”。只有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商业接触还未被视为“种族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