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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绰绰有余，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未免牵强附会。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乎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的，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唆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 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谈迁说得更加明确：“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玉党案也是如此。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两年后进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 除的网罗正在悄悄逼近。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装模作样审讯的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一眼看出，当时罗织罪状的伎俩实在拙劣得很。陈四益《罗织的证据》一文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承，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久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当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打鱼网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逆臣录》是如此这般炮制出来的，目前已经散佚的《昭示奸党录》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还是顾虑 与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朱同却并未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唏嘘不已！开国功臣惨遭大屠杀后，朱元璋才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不过是一句显示皇恩浩荡的废话而已。
一个出身卑贱的游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势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务尽”方才罢休。纵观历史，这样的大屠杀恐怕算得上绝无仅有之事。个中缘由值得每个读史者细细玩味。
第二章 建文帝生死之谜
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建文帝的下落就是其中之一。
建文帝何许人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年号建文，历史上习惯于称他为建文帝。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气勃发的青年了，他书生气十足，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而且明文规定，如遇权奸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他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身为皇叔的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计议削藩。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及其长子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改明年为永乐九年（1403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寸旨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明成祖实录》如此写道：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己，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
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燕王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实录》继续写道，他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成祖实录》所说，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明朝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观真相，感人至深，“渎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怀疑建文帝的下落，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胡濙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濙传》如此写道：“先，（胡）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支逊国事考》中说：“夫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出其尸于火已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建文朝尽节诸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