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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奈特对这个吝啬鬼采取了独特的“隔离审查”式的写法，将他置入一个没有变化和发展的背景，放在一个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形同实验室或试管、容器之类的空间里，对他进行象解剖青蛙似的科学研究。
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定了型的吝啬鬼，无法克制自己的节俭本能，这种本能是支配他一切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小说有意插进了拉斯特医生一家人所过的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个家里有温暖，有孩子的笑声和喧闹，还养着一只小狗，这与厄尔福沃德的没有正常人的情趣与欲望而习以为常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更刻划出了他的怪僻与可悲。班奈特象一个医生诊断病情那样，对这个吝啬鬼的症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客观描绘，然后对这个病例作出了判断。他不是从道德立场将厄尔福沃德写成一个丑恶卑鄙的小人，而是将其当成一个不能控制“贪欲”的病人，这个病人狂热地发泄自己的贪欲，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班奈特没有采取揭露、批判态度，而是用幽默手法写出可悲的结果，使读者在好笑的同时对这个“患者”产生了怜惜与同情。
班奈特的这种“实验”虽然违背了一般的生活逻辑，不过表现生活的手法是各种各样的，既然允许鲁迅杂取种种人的特征，东取一个头西取一只脚南取一身衣北取一匹马，又如何不能允许班奈特将人作另一种变形来考察呢？
美洲大陆与欧州大陆虽然远隔重洋，但文化联系很紧。自然主义潮流同样波及到美国及拉美一些国家。美国作家费·诺里斯（1870—1902）、奥多·德莱塞（1871—1945）的创作都带有自然主义痕迹。诺里斯的《麦格梯格》，被认为是“一部左拉的《小酒店》的出色复本”，而《章鱼》则极成功地“描写了左拉的《萌芽》中的世界”。麦格梯格纯是将主人公作为生理研究对象，《章鱼》则是重大的社会内容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它是《小麦史诗》三部曲的第一部，真实描写了美国西部垄断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掠夺，揭示财产不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西部的中小农场主，不堪垄断资本铁路公司的压迫，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终于在公司强大的武力、权力、财力压迫下失败，土地被强占，并酿成流血冲突，控诉垄断资本家的罪恶势力章鱼的触须一样无所不至而威力可怕。作者的自然主义方法表现在：首先，小麦三部曲从小麦的生产、分配一直写到消费，总体构思象科研程序。 《章鱼》中详细描写小麦从翻种、生长、收割到装仓的全过程，这种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科学说明似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表现。其次，在人物刻画和场景描写上亦见自然主义印痕。农场主利益代表、老派政治家马格纳斯，作者总是强调他的本能：“马格纳斯有一种强烈非凡的本能，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欲望，那就是当别人的主子，哪怕是短短一会儿也好”，他介入农场主与工业家的冲突是因为“这个老牌赌徒，埃尔·高拉多县最勇不可挡的打扑克的能手的本能又蠢动起来了。”
德莱塞 （1871—1945）在我国的文学史教材上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之列，但是美国评论界却将他奉为本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宗师之一。这固然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本身界定的不完全明确有关，但更主要是随着多种文学思潮的不断交汇、融合，作家创作中不可以框定与归类之处越来越多。
德莱塞的主要作品有 《嘉莉妹妹》（1900），写一个美貌天真的农村姑娘到芝加哥谋生，身心交疲，意气颓丧，成为一位推销员的情妇，后又与酒店经理赫斯渥同居并私奔至纽约。不料赫斯渥却陷入困境，死在乞丐收容所里。嘉莉离开赫斯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为演员并成名，她有了金钱与地位，但仍然惆怅满怀，感到生活十分空虚。 《珍妮姑娘》 （1912）是《嘉莉妹妹》的姊妹篇，同样写一个穷女人的不幸遭遇。《欲望三部曲》包括《金融家》（1912）、《巨人》（1914）、《斯多噶》（1947）三部长篇，写金融巨头柯帕乌的发迹、挫折、东山再起、又遭败迹和最后成为金融巨头，直至死去。《美国的悲剧》写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从小向往花花世界。他与一名小女工有了私情，后为和大工厂主的女儿桑特拉结婚，设下圈套使已有身孕的小女工堕入湖中淹死，事发后自己也被判死刑，年仅二十二岁。
德莱塞的小说以人的命运为主题，但他对这种命运的诠释，未必符合中国读者和批评家们熟悉的思路——社会历史的批评思路。其一，德莱塞对人物命运并不表现出热切关注，也不加诸好恶褒贬，如对赫斯渥的爱欲难禁、酒醉失智而携款与嘉莉私奔，颇为宽容，令读者不怀厌憎，反生恻隐。其二，对于主人公的失足、罪错，他至少主观上不追究社会原因，而以先天缺点、弱点予以诠释。其三，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盲目生活，悉听本能驱使，为一己之利不惜损人，象动物一样全无理性。其四，他运用遗传说乃至气质说来解释人物行动，如克莱德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忠厚老实的品德而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富于感情和幻想的特性。德莱塞常在人物出场伊始即给他们列出生理、生物档案，将人视作纯生理性的动物。当然，实际上他也写出了他们身上的社会因素，只不过非为作家着意之处而已。
在拉丁美州，浪漫主义余波未平，批判现实主义方兴未艾，现代主义即将崛起，所以自然主义竟不得伸展。不过，人们仍能从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它的影响。
阿根廷作家曼努·加尔维斯的成名作《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写女教师雷塞尔和男主人公胡里奥朝夕相处，过从甚密，引起流言蜚语，而这反而促使他们真正相爱，同居，结果舆论大哗，骂声四起。胡里奥不堪忍受，逃之夭夭；雷塞尔塔身败名裂，几乎丧命，最后避到偏村小学。书中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并且将女主人公的行为归因于放纵的母亲的遗传。智利小说家埃德华多·巴里奥斯的《相思男孩的疯狂》（1915），触及被时人视为大罪的早恋。相思男孩是个私生子，受尽世人歧视和讥诮，性格内向且多疑深思。他九岁时就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位姑娘，但保守、虚伪、压抑的环境和卑怯、多虑、软弱的内心使他始终不敢亲近他所爱的姑娘，久而久之单相思变成了犯罪感的折磨，变成了疯狂和痴呆。作者不吝笔墨，肆意展示人物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被指斥为淫秽作家。
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有拉美左拉之称，他的代表作《怪女》（1903）则被视为拉美的《娜娜》。该作写一个天真的农村姑娘独自到墨西哥城谋生，无依无靠，无人援助，最后沦落为娼。她几度挣扎出火炕，却又不得不重新跳进去。数年后，她体力衰竭，风韵失尽，被老鸨逐出，贫病交加，悲惨死去。作家指出，她之所以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在她的血脉里流动着她那浪荡的祖父体内的肮脏的隐血。这种解释与小说本身显示出来的原因并不相符，她的沉沦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
在十九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融程度很微浅。也许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太大、隔膜太深的缘故吧。不过，这种交融必竟是存在着，尤其十九世纪以来，其交融的深度和广度都大胜于前了。日本国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量传播以科学、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也随之进入日本明确提出自然主义主张的是小杉天外的《流行歌》序和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跋》，他们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自然科学成为对旧道德的斗争武器，成为作家主张文学独立性的向导。小杉天外还首先模仿 《娜娜》写了《初姿》和《流行歌》，前者写一个女艺人为家计，舍弃自己的情人，嫁给一个放高利贷的老人，内心充满悲哀；后者写女主人公嫉妒丈夫同艺妓发生关系，自己也“以牙还牙”地与一个医生勾搭成奸。这其实上只是在“性”题材上对法国自然主义加以模仿。
1906年，岛村抱月发表自然主义文论《被囚禁的文艺》，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露骨的描写》，鼓吹文艺突破禁区，象西欧自然主义作家一样露骨、真实、自然地描写。岛崎藤村的《破戒》被看作自然主义代表作，但存在争议；自传体小说《春》，繁琐地描写一批文学青年交友和恋爱的细节，缺乏提炼和集中；《家》着力描写家庭内部的生活纠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主人公的内心痛苦。作者宣称他对屋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问。《家》和《春》都渲染爱欲冲突，流露出宿命情绪，岛崎藤村最具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应是《新生》，根据自身经历演绎而成。作者在妻子去世后，与前来帮忙料理家务的侄女发生了关系，《新生》从侄女告诉主人公自己有了身孕写起，主人公害怕自己的乱伦行为败露，一度起轻生之念，后避往法国，侄女产下一男孩，岸本愧悔交加，回到侄女身旁，公开罪错，请求社会评判与惩罚，他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两人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作者完全遵循自然主义的法则，毫不掩饰地坦白、忏悔自己的罪过，企图以此来净化自我。
田山花袋的《棉被》也是一部典型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小说描写一个中年文学家竹中时雄爱上了自己十九岁的女弟子横山芳子，但只能将爱欲强压在心头，终日郁郁寡欢。芳子走后，他睡到芳子的床上，一边闻着芳子在棉被上留下的余香，一边抽泣。这基本是暴露作者自己的隐私，这种不顾忌道德压力的露骨描写，震动了当时文坛。
正宗白马 （1879—1962）的代表作《微光》写少女阿国玩弄男性，又被男性抛弃，最后自暴自弃，当了一个男人的小老婆，该作意在剖析本能的利己主义，暴露人生丑恶。
岩野泡鸣 （1873—1920）在理论上鼓吹“灵与肉的活跃”，在实践上倾向于肉欲场面的渲染。其自传体五部曲《放浪》、《断桥》、《发展》、《喝毒药的女人》、《迷人的邪魔》，如实记录了作家本人放浪形骸的生活，一度被当局以“有伤风化”而查禁。
一言以蔽之，日本自然主义不是完全的自然主义，仅是在人的动物性和肉欲本能方面将左拉、莫泊桑等人的创作特点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就是自我表现、自我暴露到恶性膨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