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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前十二章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完毕，过了三个月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
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科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做了简直
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
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
斯大林的批评不能说不严厉，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静静的顿河》，更没有动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干预、阻止这部小说的出版发行。
至少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大政治家的明智的宽大气度。
但是一些也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小人物，态度却比斯大林激烈得多，心胸也狭窄的多。1929年9月8日，顿河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发表了尼古拉·普罗柯菲也夫的 《纯文学的创造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猛烈批评《静静的顿河》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文学”，进而指责肖洛霍夫“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隔离开来，“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甚至谴责肖洛霍夫是“富农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同谋”，他的小说是“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站在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上。
普罗柯菲也夫的文章使对《静静的顿河》政治倾向的批评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从文章的论点和措词来看，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谴责和人身攻击，说其中充满了火药味，也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从《十月》杂志编辑部到普罗柯菲也夫，用一种“左”的眼光来评价《静静的顿河》，是当时社会氛围、文学创作的风气下形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都是小人，他们的批评也并不都是出自嫉妒或个人恩怨。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此起彼伏的年代，他们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评价一切。毫无疑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家也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有权力要求自己的作家在政治上与国家的政权保持一致。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文学的阶级性夸大了，绝对化了，似乎文学的阶级性成了判断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作家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政见，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不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他们的标准，文学作品只能写成政治标语，作家也只有一种姿态，即充当政治宣传的鼓动员。显然，这样做只能窒息文学创作的发展，扼杀作家的艺术生命。
因此，这些从“左”的角度责备肖洛霍夫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并非很坏，结果却同那些嫉恨肖洛霍夫的谣传制造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样是很恶劣的。
肖洛霍夫于1929年9月末到罗斯托夫边区党委和北高加索作协，要求组成调查委员会，澄清普罗柯菲也夫文章中所列举的“事实”。接着，他在10月初又写信给《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以及《高潮》杂志，声明普罗柯菲也夫的指控毫无根据，并明确表示：
我完全赞同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我坚信，在苏维埃经济改造时期，压制囤积余粮的富农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不可能是富农利益的捍卫者。
在这以后，由北高加索作协正式出面，郑重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这才使他免受普罗柯菲也夫们的继续的攻击，得以继续写作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
到1929年年底时，形势看来比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围绕《静静的顿河》产生的各种争论在1929年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余澜荡漾，连漪犹存，将持续影响肖洛霍夫的写作。1930年3月，《十月》杂志编辑部通知肖洛霍夫，将不再发表有争议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是有错误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这就使肖洛霍夫再度陷入困境。
但1930年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使肖洛霍夫在困境中又获得新的希望。
一是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泰斗、其时正在意大利休假的高尔基邀请肖洛霍夫赴意大利作客；
二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两次会见肖洛霍夫，并进行长谈。
史诗三重奏 （中）
肖洛霍夫接到高尔基的邀请，即转道德国赴意大利。他在柏林等待意大利使馆的签证，等了三个星期，意大利大使馆仍拒绝给他签证。无奈之余，肖洛霍夫只好返回顿河故乡约维申斯克镇。
这两颗二十世纪俄苏文坛上的巨星此次因而未能会面。
当然在1930年之际，高尔基在苏联是一颗璀灿的如日中天的巨星，而肖洛霍夫能不能在星空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还是一个问题。
虽然没有见到高尔基，肖洛霍夫却紧紧抓住了这样一次机遇，他把《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以及第三部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背景材料都寄给了高尔基，请他审阅并提出意见。显然，这是肖洛霍夫向高尔基伸出求援之手。他知道，在《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发表以后，高尔基曾称赞肖洛霍夫是“有才能的”，甚至说过肖洛霍夫是当时文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之一。
手稿寄出了一个月，肖洛霍夫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高尔基，详细地谈了他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情况，他为什么要如此来写，其依据是什么，信中的焦点，是驳斥《十月》杂志编辑部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批评。
不知为什么，高尔基没有直接给肖洛霍夫回信。但是他的确看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手稿及有关背景材料，并且给《十月》杂志编辑部负责人亚·亚·法捷耶夫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对这部手稿的看法。
这又是一件颇为蹊跷的事——高尔基给法捷耶夫的信即使在后来也未曾发表，只是信中的一些片断被公开出来。这些片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肖洛霍夫才华和《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充分的肯定，高尔基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
肖洛霍夫非常有才华，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苏联作家。
同时，肖洛霍夫创作在高尔基看来亦非无懈可击，信中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出肖洛霍夫有时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立场明确地区分开来。
高尔基来信中谈到的两点都很有份量。第一点不仅明确指出《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写得很好，而且明确说第三部比第二部“更有意义”，写得更出色。《十月》杂志编辑部既然已经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发表获得高尔基高度评价的更出色的第三部呢？高尔基来信中的第二点，从字面上看只是说肖洛霍人有时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的主人公的立场混为一体，但实际包含着一个相当严厉的批评，因为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小说绝大部分描写中，是一个抗拒、反对并且与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红军作战的白匪军！这第二点也就是说，肖洛霍夫的政治立场至少在有的时候是成问题的，人们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政治倾向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
高尔基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的评价与绥拉菲莫维奇的评价很相象，两个人都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总的来说是以赞扬、肯定为主，但批评也来得尖锐、有力。
肖洛霍夫没有得到高尔基对他寄去的手稿所作的回答，也不知道高尔基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已经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于是他在1930年6月6日给高尔基的长信中详细地叙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为什么几乎用了整整一部的篇幅来写“1919年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暴动”，又驳斥了《十月》杂志编辑部对小说第三部的责难。这封信成了研究肖洛霍夫的思想和创作、特别是研究《静静的顿河》的最重要的资料。尽管肖洛霍夫以后还有很多公开的讲话和文章谈到《静静的顿河》，表白自己的思想见解，但那些都已是事过境迁，而且是在肖洛霍夫已经在文坛占有了几乎是不可动摇的高位时谈的，远不及这封身处逆境、渴望得到文学界的权威的理解和支持时写的私人信件那样坦诚和直率。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地位而且又遭到攻击危胁时，他会出自本能地来保护自己，勇敢地为自己辨护；而当一个人已经身处高位时，他关于自己的一些话，就难免掺有水分，甚至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地位而言不由衷。
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特别强调了一点，即《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全部都是历史的事实，他只不过是“不加任何渲染的描写了暴动之前的严酷的现实”。同时，他对这场暴动之所以发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哥萨克中农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第二，这种情况被在顿河上游地区工作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他们将不同时间的零散的小型暴乱事件变成为涉及所有人的有组织的行动。”这两点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说，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发生，与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执行政策中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如果说应该由什么人来对暴动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不应该是当地的哥萨克，而是在当地激烈对峙战斗的双方——一方是执行政策中犯了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一方是企图利用哥萨克来反对苏维埃的邓尼金匪军。
肖洛霍夫在信中还引用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文件和著作，来证实自己的分析是有理有据，并不是孤掌难鸣的。例如，《红军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一书就承认：“1919年春在顿河哥萨克当中施行的 ‘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导致红军后方顿河地区许多村镇全民性的暴动，导致南方战线的失败和邓尼金开始长期的进攻。”
肖洛霍夫因此而强调：
我应该反映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和欺压哥萨克中农的错误的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不然，就这样无缘无故的，不仅不会发生暴动，甚至连跳蚤也不会咬人。
同时，肖洛霍夫还向高尔基透露，他在描写暴动经过时，还“有意识地放过了成为暴动的直接原因”的某些血淋淋的事实，例如“在米古林斯克镇不经审判就枪毙了六十二名哥萨克老头，”又如在“喀山斯克镇和舒米斯克镇六天当中枪毙的哥萨克数目十分可观，竟高达四百余人之多”，“村里和镇上经济比较富足的上层——商人、神父、磨坊主，只要缴纳赔款就算完事了，而常常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哥萨克却要挨枪崩”。
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很自然地认为，在苏维埃政权里，有一些混水摸鱼、本质恶劣的“低劣分子”。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中也真实地刻划了这类“低劣分子”，其中有的人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