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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的一般战士，也有的身居高位，例如第九军政委马尔金——肖洛霍夫在信中特别指出，马尔金“确有其人”，他的确干过不少坏事。不过，肖洛霍夫也表示，他写这些“低劣分子”目的是把他们作为小说中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对立面，说明正是他们“歪曲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肖洛霍夫指责《十月》杂志的编辑们既不了解1919年暴动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情况，又不理解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是“历史的、真实的”。他们批评这部小说的依据只是一种“十分幼稚可笑的成见”，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原著的一章中，写到了红军战士进入鞑靼村的情景：“骑兵们（红军）坐在龙骑兵式的马鞍上不停地抖动着身体，极难看地上下颤动着。”《十月》杂志编辑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一条黑杠，认为这种描写很不合适，有损于红军战士的威武形象，应该删去。
肖洛霍夫说：“画黑杠的同志为什么要发怒，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对我表现他的带着三个 ‘革’字的革命性，我不明白。”“他大概不知道，红军不是骑兵，当时骑马的本事很差”，“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马骑得不好，而是骑马骑得不好的人最终战胜了骑马骑得极好的人。”
在信的最后一部分，除了再一次吁请高尔基理解、支持自己，肖洛霍夫也象批评他的人那样，把《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引起的争议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关于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将会长期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要走我们革命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为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1919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叙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描写 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历史事实之后，再加上这一段话就显得非常有力量——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作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难道不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失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吗？难道还允许过去的失误重演吗？
高尔基收到这封信以后，如同他收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手稿一样，没有直接写信答复肖洛霍夫。也许高尔基认为自己的看法此前已经写信告诉了法捷耶夫，现在没有新的看法，也就可以不必再给肖洛霍夫去信；也许高尔基看了肖洛霍夫的信，认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已不单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某些描写是否合适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的有争议的方面，甚至也涉及到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不便也不愿直接出面来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总之，高尔基选择了沉默来作为回答。
尽管此刻沉默，高尔基毕竟已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充分、明确地肯定了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这就使原先对此书持批评态度的法捷耶夫——他是《十月》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同时又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不便继续阻挠此书的发表。经过1931年上书高尔基，肖洛霍夫的处境进一步好转。他继续动手修改第三部的手稿，手稿也得以陆续在 《十月》杂志上发表。到了次年即1932年10月，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定稿工作，并由
《十月》杂志全文刊出。
围绕着《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创作和发表，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肖洛霍夫的写作过程中，最早理解、并且支持他的是比他年长了许多的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等老一辈作家，而对他持批评态度、有时完全和他站在对立面的，则是与他年龄相仿的比较年轻的作家。如果没有绥拉菲莫维奇的全力支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其第三部的写作也难以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高尔基出面首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也很可能半途夭折。这表明，肖洛霍夫与老一辈作家，与这些从十九世纪开始创作的作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在自己的同龄人中间，即那些与肖洛霍夫同样生于二十世纪初、在十月革命以后开始创作的作家中间，肖洛霍夫倒往往是不大被理解、被接受的。
在别的国家、其他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代沟”不一定是依据生理的年龄来划分的，有时倒是老作家与新作家心灵沟通，而新作家与新作家之间彼此却难以交流，缺乏共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
从肖洛霍夫给高尔基的信和绥拉菲莫维奇为《静静的顿河》所写的序言、高尔基给法捷耶夫信中对《静静的顿河》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追求确有相通之处，他们最重视的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俄罗斯人的真实的生活、性格、灵魂和命运，同时也很重视作品在表现这一切时的生动、形象、有力。他们都把表现生活的真实放在第一位，生活的真实不是虚构的，依照某种理论框架限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与生活的真实是同义语，而文学创作的使命就是让实实在在的生活再现于作品之中。根据这样一种追求，作家必然会以是否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理论或观点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当肖洛霍夫一再强调《静静的顿河》描写的是生活的真实时，当绥拉菲莫维奇称赞肖洛霍夫的描写是“真实的和无可争议的”时候，当高尔基肯定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根据同一个原则做出的判断。
就这一点而言，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肖洛霍夫都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师们，不管他们政治倾向有何不同，在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方面，彼此间是精神相通的。
而那些指责、非难肖洛霍夫的年轻一辈的作家，应该说多多少少背离了这一传统。
年轻的苏联作家，无疑在创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在反映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方面，在用自己的作品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方面，他们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可是，他们在充满激情地运用自己的创作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并要求同行也这样做的时候，却忽视了文学创作应该也可以表现现实生活这一根本特点，片面地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其结果，就是在文学创作中由他们自己人为地设置种种清规戒律，他们自己只在清规戒律约束的范围内写作，同时也不许别人越过雷池一步；由他们确定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现实的生活被他们划成若干个区域，有的允许作家进入，有的则不允许，作品的思想倾向也都被事先确定下来，与之相符的作品可以发表，否则就不允许发表。
有时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这批与肖洛霍夫年龄相信相仿的以“无产阶级文学家”自居的人就这样从时代的前列落到了后面，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表现为专横、霸道，唯我独尊，就这些特点而言，他们与他们所真诚反对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倒是颇为相似的——都想凭借自己的权力，把文学创作变成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统天下。
肖洛霍夫是幸运的，他得到了高尔基的肯定和支持，而后者在当时苏联文学界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其权威性远在年轻一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之上。所以从根本上说，肖洛霍夫得以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并按照其原貌发表出来，还是权力较量的结果。严格地讲，这仍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此后在苏联文学界还要延续多年，但已不属本书讨论的范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完成和发表，标志着肖洛霍夫小说创作的史诗三重奏中的第一乐章已基本定型，但其结束的过程却拖延了八年之久。这里重要的原因是从1930年开始，在继续写作、修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同时，肖洛霍夫又在写他的史诗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被开垦的处女地》。之所以要同时进行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因为此时肖洛霍夫创作精力过剩，而是他深感有此必要，而其契机，可追溯到1930年他与斯大林的两次会见。
就个人的喜好而言，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1929年就已经责备“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小说中对一些历史真实人物的介绍“简直是不确实的”。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政治家，尽管他个人不满意这部小说，却也不同意用行政的手段禁止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也不同意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
1930年1月及本年的秋天，斯大林两次亲自接见了这位他个人并不很欣赏的作家肖洛霍夫，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当时未见报道，后来亦不曾公布，只知道他们的主要话题不是有关《静静的顿河》的争议，而是当时苏联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即由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继十月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苏联国家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延伸，苏联共产党已完成了改造旧国家政权，在城市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经过短时间的休养生息，开始在广阔的苏联农村实行废除私有制，把千百万农民纳入集体经济也即公有化经济轨道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形成了俄国广袤大地上又一次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它以国家政权有组织的干预方式，领导农民废除土地占有、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成立了许多集体农庄，私有的小农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显然，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
对当时苏联广大农民来说，集体化是一次生活中的巨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因此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场变化的冲击力量，绝不亚于十月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场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理解与惶惑、希冀与失望、胜利与失败的社会大变动，和十月革命一样，严格的说，不是从农民中自发产生的，因此，也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能自觉参与的。
作为自幼就在俄罗斯农村大草原生活、非常熟悉俄罗斯农民、创作一直未曾离开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的作家，肖洛霍夫不可能不关注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也提到了“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动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 1919年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表明，即使是在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最紧张也最苦恼的时候，肖洛霍夫也没有忘记他的身边正发生的社会运动，而且头脑非常清醒，他看到了他的《静静的顿河》所反映的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与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与他写的历史“相类似”。可以断定，在1930年他与斯大林见面谈及集体化运动时，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