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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肖洛霍夫自己改变了过去的看法的时候，有些评论家却坚持认为，肖洛霍夫昔日所表示的追求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观点，才是他创作最显著的特点和成就所在。1940年5月，当《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全文发表完毕之后，在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举行了《静静的顿河》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大部分评论家都认定，《静静的顿河》是一部“社会主义的作品”，是新兴的苏联文学代表作。但也有两位评论家的看法与众不同，一位是弗·彼尔措夫，他强调指出，《静静的顿河》对当时苏联文学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绝对的真实性”，对生活的本来面目毫无粉饰，也决不加以扭曲，作品与生活本身完全一致。另一位是阿·别克，他认为，把《静静的顿河》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不切实际的，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无庸怀疑，但从小说的思想倾向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的作品”并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是“同路人文学”，别克还充满自信地说，“同路人文学”才真正反映了这部小说的特点，用不了几年，他的评价就会得到证实，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肖洛霍夫本人没有介入评论的争论。他现在忙于繁多的社会活动，同时还在继续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但是，尽管他未对争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内心深处必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肖洛霍夫关于文学创作的公开言论，一般都是泛泛而言地论述文学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立场十分鲜明但观点显得有些空洞，言词豪迈雄壮但回辟了具体的现实问题。他在个别地方也的确表示过《静静的顿河》前三部存在着“缺陷”，然而“缺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又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就像是一个犯有过失的孩子，只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却不说明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肖洛霍夫参与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争议，我们也许有机会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他此时的的真实的思想，看看他到底是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一边，强调《静静的顿河》是“社会主义作品”呢，还是与少数人为伍，坚持自己的作品所追求的不过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看来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意见，对肖洛霍夫来说都不相适宜，都会带来难以把握的麻烦，所以最合适也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以沉默来表示不介入。
1940年5月24日，肖洛霍夫年满三十五岁。从这一年开始，他的诞辰在苏联文学界及新闻界就被当成一个固定的节日加以庆贺，尤其是逢五逢十的年份，庆贺肖洛夫诞辰的活动就更具规模，有声有色。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也享受过接受同行甚而整个社会庆贺自己生日的礼遇，然而通常都是在五、六十岁以后，肖洛霍夫则早早地得到了这种荣誉。
1941年1月，肖洛霍夫在其文学创作生活涯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耀的荣誉——他的 《静静的顿河》荣获该年度的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这标志着《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官方的地位又上升了一大步。两年前他获得第一枚列宁勋章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命令还只是笼统地说是表彰他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现在，斯大林奖金则明确说是对《静静的顿河》的奖励。
这不禁使人想起十几年前，斯大林以相当严厉的语气批评这部小说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对当时负责顿河地区工作的苏维埃领导人的描写“简直是不确实的”。
看来不仅肖洛霍夫在变，斯大林同十几年前相比也在变；不过肖洛霍夫的变化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忏悔的性质，而斯大林的变化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静静的顿河》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了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
仅1928、1929两年间，《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在苏联国内就印行了三十万册，创当时苏联年轻作家小说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29年，《静静的顿河》被德国共产党员作家译成德文，立刻受到广泛好评，以至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指示德共的二十家地区报纸同时连载这部小说；
1930年，从年初到年末，《静静的顿河》先后被译为法文、瑞典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欧洲文字，法共著名作家巴比塞不仅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而且建议由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全文连载，从此《静静的顿河》不光赢得了大量法国的读者，亦流传到了法属的亚非两大州的殖民地；
1931年，《静静的顿河》的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同一年，它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上海出版，由中国左翼文学的主将鲁迅先生亲自为之作序介绍；
1934年，《静静的顿河》的英译本在英国和美国问世，马上引起轰动，在伦敦更出现了四个月里连续发行十版的盛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政府把《静静的顿河》拒之于斯大林奖金的门外，显然是难以解释也是不明智的。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年仅三十六岁的肖洛霍夫虽然仍然很谨慎，但无疑显得有些陶醉，尽管他在答谢人们为庆贺他获得斯大林奖金奖金的晚会上表示，他将勤奋工作，“争取新的创作胜利，去歌颂祖国和党”，然而实际上没有具体的创作计划。《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放在他的书桌上已经接近九个年头，仍然无法定稿；他曾经计划过写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却始终不能付诸文字；这两年他完成的可以一提的工作，当推与两位剧作家一起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改成电影剧本，但严格地说，这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创作。
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肖洛霍夫在赢得与日俱增的荣誉的同时，以三十六岁的充满活力的年龄，陷入了创作力日见下降的困境。
但是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它使整个苏联在一夜之间由和平转入战争，肖洛霍夫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从此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
这个大事变就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肖洛霍夫即在故乡维约申斯克镇声讨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侵略苏联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充满激情地说，苏联人民一定要痛击法西斯侵略者，取得胜利，并给被奴役的欧洲以自由。
同一天，肖洛霍夫致电苏联国防委员会，请求将颁发给他的斯大林奖金一并列入苏联国防基金，并表示随时准备应召入伍，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最后一滴血。
在俄罗斯，爱国主义是有着深厚而且是光荣的传统的，当时的苏联的党和政府，又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肖洛霍夫和千百万苏联公民一起，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之际，即刻报名入伍。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星期，肖洛霍夫就作为苏联情报局、《真理报》和苏联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特派记者投入到卫国战争中。
7月初，肖洛霍夫的报道文章《在顿河》就在《真理报》上发表，8月和9月，他又深入到西部前线斯摩棱斯克一带，连续发表两篇战地报道。11月，他转到南部战线采访部队。从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一直到战争结束，肖洛霍夫都以军事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卫国战争的阵地上。
战后出版的《苏联作家》传记资料中记录了一位苏军战士回忆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同肖洛霍夫会见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同法西斯分子正在进行恶战的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的战壕。他步行着，有时朝四周瞧瞧，拿起望远镜向法西斯分子那边看。不知是那位战士在喊：“带望远镜的上校同志，小心点！德国人有狙击手，要提防。”肖洛霍夫笑着回答：“谢谢你的警告，可我不怕狙击手。兄弟，子弹对我不起作用。”我们战壕中的士兵把他围了起来，大家一下子就认出这位上校就是肖洛霍夫。……
我问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做什么工作，写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们的整个大地，你的家，不仅是这些，还有俄罗斯，都在战火中燃烧，难道可以坐下来写东西吗？兄弟，现在不应该拿着笔杆，而应该紧握着枪杆。”他停了一会，深深地抽了一口马合烟，然后又说：“我很想写点好的东西，我想我一定得写。”我问：“写些什么呢？”肖洛霍夫说：“写什么？我想写你们是怎样为祖国而战的。所以我才到战壕里来看看，向你们学习，研究战士的生活和真人真事，然后写出来，一定写出来，写你们，写 ‘一步出不后退’这样的咒语。”我对肖洛霍夫说：“送我们排一部《静静的顿河》留作纪念，并让它来鼓舞我们吧。”肖洛霍夫看了看我，用明亮的眼光扫了一下大家，然后说：“我真高兴送给你们，可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它。你们是好战士，我很想留点什么东西给你们作个纪念。”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本书，把它打开。它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那里写的刚好是拿破仑侵略俄国。后来我在战斗中懂得了这个意思。肖洛霍夫打开《战争与和平》，用红铅笔在上面写着：“我的朋友，一步也不后退！让鲍罗京诺的光荣鼓舞你们去建立战斗的功勋。我相信，红旗一定会在德国柏林的上空飘扬！到柏林再见！你们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把这一礼物赠给了排长，吻了吻他，紧紧地握了每个战士的手，沿着战壕往前走去。
按照炮兵连长的命令，我作为排头兵，每一次都由我给新来的战士宣读肖洛霍夫的这些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肖洛霍夫的字体几乎是斜的，写得很快，刚劲有力。我们在战斗间歇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头至尾的读。
……
这一段回忆，虽然只是四年卫国战争中的一个片断，而且出自一位普通的战士，但足以代表肖洛霍夫在整个战争中的形象。他是一位不惧危险、活跃在战争前线的军事记者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上校军衔，是在战前就获得的，当时他被授予苏军团政委的衔称，但最初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在战争中他成了真正的苏军政治工作者）。他在战争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自己的战地报道和深入部队与士兵直接谈话来鼓舞苏军官兵奋勇抗击德国法西斯，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消灭侵略者，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
1941年到1945年，也即肖洛霍夫三十六岁到四十岁的四年间，他亲身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惨痛、最残酷同时也是最悲壮、最富英雄色彩的生活。
这四年中，苏联人民付出了超过两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才战胜了穷凶极恶、视俄罗斯和苏联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因而肆无忌惮大开杀戒的德国法西斯。
两千万人民的牺牲，使苏联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为抗击法西斯献出了自己的亲人，这中间就包括有肖洛霍夫的至亲骨肉——1942年的7月，他的母亲阿娜斯塔西亚·丹厄洛夫娜在维约申斯克镇自己的家中被德国飞机的炸弹炸死，肖洛霍夫一家被迫从维约申斯克镇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尼古拉耶夫斯克。
肖洛霍夫在十几年来的大量手稿，包括未改完的《被开垦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