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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合约,“他问:”总办是打算自己跟他谈呢,还是等聂会办来谈?“
“你看呢?”
“这要看总办的意思。”王伯炎说:“各有各的好处。等聂会办来谈,好处是左大人的面子十足,聂会办也很高兴,而且,聂会办如弄了好处,就有把柄在总办手里,以后不怕他不就范。”
“嗯,嗯!”李勉林问:“坏处呢?”
“坏处就是他不要好处。公事上是开了个例,以后这种合约都归他来谈,总办的大权旁落了。”
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
“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己,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
“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通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
“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
“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
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么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
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等。”
“那么,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
“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
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地,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分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爵”
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
“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佯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绝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分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赚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
“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
“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镰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伤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贴”说得冠冕堂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认为言之有
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暗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昰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官,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延。
朝延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既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张树声所派水陆两员大将,一个是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一个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此人名在水师,实在是陆军,他是淮军宿将,驻扎山东登州,随带淮军六营,由登州坐招商局的轮船出海,幕府中人材济济,总理前敌营务处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江淮世家子弟,就是翰林出身、官至户部侍郎、曾为左宗棠办过粮台的袁保恒的侄子袁世凯。
袁世凯从小不喜读书,虽是世家子弟,行为无赖,不齿于乡党。在家乡存不住身,异想天开,召集了无业少年十余人,由河南项城到山东烟台,将同伴留在旅舍中,只身去见吴长庆。
吴长庆当时以广东水师提督办理山东军务,他跟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八拜之交,对故人之子,当然要照应,首先动问来意。
袁世凯答说:“身为将门之子,投笔从戎。”又说他带来的十几个少年,都是难得的将才,“请老伯全数录用。”
吴长庆大为诧异,不好骂他荒唐,斥之为冒昧,当下派了一名军官携带银票,到旅舍里,将他的同伴好言资遣。当然,袁世凯足被留下来了。
“你进了学没有?”
“没有。”
袁世凯连秀才部不是,不过捐了个监生,照例可应北闹——顺天乡试。
吴长庆便叫他在营读书。拜张謇为师。此人号季直,是南通的名士,他在吴长庆幕府中参赞军务,同时也是吴长庆次子吴保初的业师。
既然要应考,张謇当然教他做八股文。袁世凯兴趣缺缺,但陪着张謇谈谈时事,以及用人驭士的手段,却头头是道,很得张謇的赏识。吴长庆幕府中,还有个朱铭盘,也是南通人,与和謇及另一个诗做得极好的范肯堂。号称为“通州三生”,这朱铭盘对袁世凯亦颇有好感,因此,当张謇保荐袁世凯时,而朱铭盘在一旁帮腔以后,吴长庆便委袁为营务处帮办,而且派了两名勤务兵给他。这是前年——光绪六年四月间的事。
及至朝鲜发生内乱,张树声派丁汝昌特召吴长庆议事。吴长庆带同张謇,
在天津密商三日,定策平乱。这年王午,“子午卯西,大比之年”,袁世凯奉命入京乡试,恰好也在天津,听说要出兵朝鲜,便去见张謇,想弃文就武,不赴乡试而赴朝鲜。张謇答应了,为他向吴长庆要求,如愿以偿。
到了烟台以后,吴长庆回登州去调兵遣将,在烟台派船征粮,须备辎重,由张謇负责,事多且杂,张謇顺理成章的找了袁世凯做帮手,由吴长庆下札子委为“前敌营务处”,居然独当一面了。
七月十三日黄昏,吴长庆带领大队人马,由烟台抵达朝鲜仁川,可是日本海陆军已经早一小时到达。只是天色已晚,中日两军都住在船上,预备天亮登陆。
哪知就在夜色苍茫中,闵妃所遣的密使到了。原来朝鲜国王李熙,也象光绪皇帝一样,是旁支入继,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便等于醇亲王,所不同的是,“大院君”摄政。李熙成年以后,“大院君”归政,而李熙懦弱,大权落入工妃闵氏手中,“大院君”自然看不过去,便跟闵妃争权。那闵妃象慈禧太后一样,非常能干,心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只要倾心结交中国官吏,自然就占上风。此时日本的野心日炽,看朝鲜两派对立,各不相下,便蓄心要找机会,作为入侵的借口。
机会终于来了。朝鲜内政不修,人民困苦,士兵的饷欠了好几个月,一再“闹饷”,发又发得不足数,于是便常有造反作乱之事,日本人便买通一些人,故意让他们抢劫日本领事馆,日本便以保护领事馆为名,酝酿出兵朝鲜。
闵妃得到消息,向中国官吏告密,驻日公使亦有急电到北洋,中日双方军队都想抢个先着,但同时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