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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人相同的承载。投身排满民族革命时的章太炎，政治上可以说终究不得其志，然其本色却在仍不堕其志，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两入幽禁，使酒骂袁，以死相抗，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舍身赴难，身践履行，诸如此类佛入地狱、自度人的性情、气质和人格，对鲁迅精神人格的构成影响至为深厚。鲁迅辞世前不久，两度撰文回忆太炎先生，亦可见出章氏在其心目中无人可与比肩的分量〔56〕。舆情有“章疯子”之说，太炎先生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自许。《狂人日记》中“某生”的狂癫，虽不便直接指认前述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致辞上的自我期许为其观念原型，但至少有着一份耐人寻味的“巧合”：二者所共有的精神上的异端性，使“某生”与章氏之间无形中维系起一道“家族相似”的关联。疯者，狂也。狂有传统狂狷的成分，更有个人径行独往独自承当气概的一面。澳籍华裔学者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拾》一书附录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述及章氏晚年对王阳明的重新推重，是以对王氏身上蕴含的侠气的重新发掘为枢纽的，由此推论章氏思想中对“儒侠”一脉余绪的承传：
试观太炎一生行径，但凡“义有未安，弹射纠发，不避上圣”，原是他所高调的“特立独行”精神的散发。……章太炎在斟酌“大独”、“大群”之际，如此推重侠者的古风，恐怕正因他们分享着追求正义的共同心理（“正义”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与“悍然独往”的共同气质。事实上，他自己便是一个精神上的独行侠！
鲁迅当年的任个人、排众数、掊物质、重精神，对一切标以“公理”“公道”识记的事物不遗余力地痛恨排击，毅然选择“荷戟独彷徨”、独自徘徊于无地作为自己基本的生存方式；小说《铸剑》对黑衣人行侠风仪的耽迷，《理水》、《非攻》对摩顶放踵的大禹和墨翟的推许〔57〕，以及杂文中对敢于抚尸痛哭的叛徒的另眼相看和真心期待；他那清风傲骨的性格，坚忍自持藻雪精神的品行及自由不羁的思想方式，无不都与守持“依自不依他”哲学的“悍然独往”的“精神上的独行侠”章太炎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精神血脉关联〔58〕。
鲁迅的研习佛经显然也与章氏干系甚大。他最初研读佛经的热情，可见于保留下来的1909年太炎先生邀周氏兄弟一起修习梵文和佛经的一封信中。章囚系西狱三年，备受狱卒凌辱，同囚的邹容不堪其虐以致庾死，章则于做苦工之余，朝夕必研诵《瑜珈师地论》，悟得大乘法义，得以捱过狱期。鲁迅于民国三年（1914）起重新开始看佛经，用功之猛，为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据鲁迅日记书帐，是年购有九十余种佛书，经、律、论三藏，小乘大乘，均有涉猎。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载，他最先买读的即是《瑜珈师地论》，与章氏研习佛理的顺序是一样的。许寿裳在同《记》中说：“他对于佛经只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这与太炎先生坚持“六经皆史”、平视九流诸子之学，始终将儒学经典当作文献史料看待的思想学术立场，以及佛学发起信念、增进国民道德的入世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鲁迅思想、学术和人格修为上受惠于魏晋人物和思想的一面，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孙伏园在回忆文中写到，五四时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是说鲁迅思想深受尼采、托尔斯泰影响，文章则颇得魏晋风神熏染，“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59〕。鲁迅对魏晋一段社会历史、文化学术和人物文章，情有独钟，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后来那篇名世的讲演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在梳理和重建有关这段历史文化时空的记忆时，显得如此从容和自如，举重若轻，对魏晋文人的生存处境和思想风貌，都有精到的体验和描述，非造诣精深者莫办。王瑶先生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随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时撰就的，后来由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出版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部姐妹篇系列论文，如今已成为研读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生必读书，而这三本书的思路和方法，可以说基本不出鲁迅这篇名文的筹划范围，是这篇名文的衍化和铺陈。鲁迅用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四个关键词来标识和评述魏晋文章，显然得力于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关于“通脱”，鲁迅较刘氏有精彩的发挥：“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章太炎尊重差异性存在的齐物思想。鲁迅对六朝文章有过的亲近，也可从周作人晚年追忆中约略见出：
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薭》，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60〕
这段时隔多年的追忆，恐怕更多地带有追记者本人精神意趣的印记。其实鲁迅爱重的是“师心遣论”、“使气命诗”（《文心雕龙·才略》）的魏晋时代，尤其爱重面对危难敢于作出极端性感愤回应的嵇康，故对魏晋文章显然不是仅仅当作文情兼胜的文章来看待的。至于玲珑多态、繁华足媚的纯粹六朝文，未见得鲁迅会有什么兴趣。周作人则偏爱南北朝一段，尤其爱重“把酒赏菊”的陶潜和洞达世故、性情渊雅的颜之推。于此也可见出周氏兄弟性情趣味上的明显差异〔61〕。魏晋人物中，鲁迅格外称服嵇康的“思想新颖”。自1913年起直至离世前，二十三年间，鲁迅校勘《嵇康集》先后达十余遍，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跋》、《〈嵇康集〉考》等专文，对嵇康的专注和追慕，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研究者之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总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互为印证的关系，对象的隐秘含义，有待独具慧识者前去烛照唤出，而在烛照唤出的过程中，研究者投射其间的慧识，必将在其研究对象那里留下印记，意义并非现成先在，研究者同样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被从隐秘状态中照见和唤出的对象的含义，也将无形中给研究者的心智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调整、提升和规范，实际上，被研究的对象也参与了对研究者心智重新型塑的过程；因此，潜心研究一个作家或一个文本秘密隐在的意义，终将变为研究者对自身心智构架的一种重新设定。这一点可以解释鲁迅文章中魏晋风度的由来。而鲁迅在人格范型和行文方式上独独钟情于魏晋，固然有其自身精神个性人格生成特性上的原因，但章太炎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七
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看重，也是清末以降渐成气候的一股思潮。自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文援引魏晋间文笔之分的界说，以附会和重新阐释孔子赞《易》所著《文言》之旨，及清末追慕六朝最为出色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之后（李则编有《骈体文钞》），取法魏晋六朝遂成了抗衡和解构长期浸淫文坛的桐城派宗尚唐宋八大家古文风气的一种重要取径。辑有《八代文粹》的王閏运，为文深得六朝风概浸润，故在力持三国两晋文为雅、唐宋文为俗之见的章太炎看来，“并世所见，王閏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62〕。一身烈士精神的维新志士谭嗣同也在《三十自纪》中述及自己为文归宗魏晋的经过：“嗣同少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之以为似矣，而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归一之士，稍稍自惭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甚至行文风仪与魏晋文风马牛不相及，却与日本报人、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颇为投缘，并由此招致章太炎嘲讽〔63〕的梁启超，也在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附风跟进，对魏晋文大套近乎：“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觉晚汉魏晋，颇尚矜练。”鉴于梁素以擅随风尚迁移著称，他说魏晋文的好话，足以印证其时崇尚魏晋文风正成风靡之势。与章太炎一度同主排满革命而学术上始终颇为相得和彼此推许的刘师培，除后来曾为北大撰有《中古文学史讲义》，讲授《汉魏六朝专家文》之外，早年即写得一手好骈文，并对开清末推重魏晋风气之先的阮元表示服膺。章太炎则更为决绝地从排满民族革命立场出发，对位至清朝重臣的阮元嫉恶如仇，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处处将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论竖作靶子，梳理汉魏六朝有关文笔之辨的各家意见，力辟阮元以沈思翰藻、俪词韵语为文，将经、史、子排除于为文之外和归之于笔的荒谬，主张对文须作无所不包的宽泛理解，不仅经、传、诸子皆应包容在文的范畴内，而且较之敷文缡彩的俪词韵语，更属为文的重头。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宗魏晋这一点上，章与阮元间有殊途同归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折衷于乃师和阮元之间：“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认为太炎先生是从大处着眼，阮元则是就根本立论，两造可以说都没有错，只是各有偏重，若能参合互补，正好可以补纠为文之偏失：“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阮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
章对自己学文之得失及终至独崇魏晋的经过，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所交代：最初羡慕韩愈为文奥衍，后又学步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三国两晋文辞及宗师法相，窥得其谈玄论政仪容穆若、气度舒卷，遂放弃承袭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及文宗唐宋的桐城派，对清代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也感到不满，不欲与之同流，格外推服综刻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理文章，认为其析理绵密，托体高健，义蕴闳深却平易而有风致。自称中年以后撰文，“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与清末民初诸家专着眼于魏晋六朝文文学修辞上的闳雅流美明显不同的是，与其说章氏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华辞，毋宁说他看重的是这一时段的思想及对思想的有力表达。从章氏于三国两晋文中称赏的是并非以文采而是以思辩见称的王弼、裴輎、范缜辈，以及推重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隋唐间思想学术文章第一家，都清楚不过地表明，章氏其实更为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致思方式的优长，即思想和学术的奇峻独到与析理的缜密深入。章氏称道魏晋是有真正的思辩和学术的时代，《论中古哲学》明言，“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并力倡“五朝学”，称赏钱大昕《何晏论》力排成见替何氏辩诬之举，对历来诟病的魏晋玄学清谈有很高的评价，并力诫人们打破以世道盛衰褒贬汉晋的传统史家习气，对历来相沿成习的推崇汉唐盛世的史见，及将魏晋归入文学“衰世”（苏轼即据此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的传统评判，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