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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又何至于别号“哭庵”？莫非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数来，卒章显其志：
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
慈母宾天，他守庐服孝，孑影茕茕，始知失母为人生之大可恸者，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说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其一：“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种兰千本，种梅百本，弹琴读《易》可终身。”其二：“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词藻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易得。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诗人多半放浪形骸，要么不喜欢做官，要么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一辈子，直到晚年才混出点名堂。中年时，他得刘忠诚荐举，奉旨晋见过慈禧太后，后者问了些江南的情况，他都一一回答了；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乃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在彼不在此。“彼”者为何？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文人狎妓，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愧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挲，兴犹匪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姜妙香饰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便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爱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驰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怒中人火气顿消。这件轶事妙就妙在两方墨守输攻，第三方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引人临风怀想。
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哭庵更是倾心以予。他起先最喜欢刘喜奎，可刘对这位老狂生毫不措意，不肯稍稍假以辞色，哭庵便转而力捧鲜灵芝。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在广德楼，刘在庆乐楼，争巧竞妍，比拚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落荒而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屡作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地描画了自己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抛撒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机，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味”的心思便全部暴露无遗了。管它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眼中除了有鲜灵芝，他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哭庵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有句话叫做“人到六十万事休”，已到这把年纪的人肯定闻之刺耳，大为怄气。此话可作幽默一点的解释：“人到了六十岁，无论在哪件事情上，都算是退了休。”可那些不服老的前辈肯定力持反见。是啊，凡事总有例外的，至少哭庵就老当益壮，晚岁仍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十分趁手的老来俏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讽刺：“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正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曼妙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人口，传诵一时。诗中称名伶金玉兰“好娃娃”，赞之为“美味玉兰片”。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南皮（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有一般女伶不易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