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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谓“理论上”有时是不大好“理论”的。比如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是在那样的制度下发现人才也就是广义上的英雄的主要方式。其前期的推举制（如举孝廉），后期的科举制，都有相应的措施，而且也确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相当的人才。只是，不论是推举制还是科举制，其最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人为因素的介入，这人为的介入如果仅仅回桓在点个特异姓氏的人来做状元、找个年少清俊的后生做探花，似乎还无碍大局。但问题的关键当然不仅仅于此，症结的是缺乏相关制约的机制，这就使得它不论在程序上多么地盘根错节，繁复有序，公正性却总是要大打折扣。因而，在推举时期，便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的泛滥；至魏晋以降的九品官人法，则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极致。到了科举时代，以考试定优劣，似乎客观的因素在增强，引来众士子的踊跃，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乃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窃喜之叹（见《唐摭言·卷一》）。但就是这位大唐天子的后裔、号称中兴之主的玄宗当朝时，以“野无留才”而阻直谔之士的欺诈贺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铨选文士不用长姓名者以求选事神速的荒唐之举（《旧唐书·卷一百六》），却确有发生。于是士子们只有不如归去而遁隐这一条途径以消遣自己的失望了。
仍旧说机会。既然有这样的技术上的问题，因而非乱世在实际上是不好说一定能保证给英雄们以机会的。而乱世则却相对为他们漏出了机会。因为，乱世由于政权的松弛，反倒为各色人等提供了不拘一格、不受限制的机会，也就是说，由于制度上的疏漏，壁垒悄然坍塌，英雄们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英雄们出头的路径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堵塞不住了，起码不能完全堵塞住了。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于是，如陈涉这般的佣耕村夫，如韩信这样的无行贫士，如刘邦一般的酒色亭长，如张良那样的破落贵族，都可以借乱世而头角峥嵘，甚而出将入相，夺取天下，圆一回“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而当并非乱世的太平盛世之时，冯唐只能易老，李广终究难封，贾谊屈于长沙，梁鸿窜于海曲，而这原本都是非无圣主、岂乏明时的也么哥。所以，“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便是他们不得已的结局了。
如此说来，似乎还是乱世才能出英雄了？当然不是。中国语言的简洁或曰简单，往往使得某些词语容易生发出意内言外的阐释，一如侯外庐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在主词之后加上相反的述词代替原来的述词，而其实已经在改变主词了。本文却无意变换什么述词，不过只是在陈说原来的述词而已，也即：乱世其实是可以出英雄的。而已而已。
两个聂鲁达
？ 王 璞
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六十七岁；与之前的六十来位获奖者相比；年龄不算小也不算大；可是大家都说了太晚了。这个奖早就应当颁给他了。这个奖现在才颁给他；是这个奖靠他而生色；而不是他因这个奖而添光。的确；早在得这个奖之前二十年；聂鲁达就完成了他最好的作品；早在得奖十年之前；大家已经庆祝过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印行一百万册。他五十岁的生日会；成了全世界大诗人的盛会；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但是各种政治观点的诗人在他诗歌的旗帜下都能济济一堂；这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诗人能做到的。
据说；不久前广州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净化精神运动；他们到处张贴一些手抄的诗歌以取代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标贴；其中主要是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我不知道他们抄录的是聂鲁达的哪些诗；对于聂鲁达这类多产的大诗人；选诗是很不容易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说：“在一切选集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因为；几首诗很难体现他创作的全貌。这话放到聂鲁达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诗太多太丰富；即使读一整本；往往也只能认识他的一部分。
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读过聂鲁达的诗；那时候国内译介的聂鲁达；主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流传最广的是长诗《伐木者醒来吧》。我记得我曾背诵其中这样的诗句：“我不过是一个诗人；爱你们大家/流浪在我所爱的世界上。/在我的祖国；矿工被监禁；/军人指挥着法官。/但我爱我的寒冷的小小的/祖国；直至深深的根子。/如果我得去死千百次；/我愿在那里死去。/如果我得诞生千百次；/我愿在那里诞生。”它们呼应了我那中学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在班级的诗歌朗诵会上；我以这样的句子赢得喝彩：“给和平予早晨的城市；/这时候面包醒来了。/给和平予密西西比河；根子的河。/给和平予我兄弟的衬衫。给和平予书籍；仿佛一个空气的印记……给和平予西班牙游击战的/破碎的心。”
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行将加入解放全人类大军的战士了。
所以我一直把聂鲁达看作一位政治诗人。八十年代内地开放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聂鲁达诗集；仍然是他那本全部是政治抒情诗的《诗歌总集》。大概那种激昂慷慨的调子；应合了全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鼓点。不过；我早已过了能被几句壮怀激烈的口号甚至诗句打动的年纪；尤其是看到那些满纸俱是“英雄”、“热血”、“纯洁”、“斗争”这类词汇的诗文；更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不要又是那种企图以他人之血作献祭的把戏吧？”有了这样的警惕；当我看到聂鲁达如下的诗句：
“今天；让叛变者受到唾弃！/让卑鄙者时刻受到/沾满鲜血的惩罚；/让胆小鬼回到黑暗中；/桂冠属于勇敢的英雄；”
“你的胜利在哪里形成？/你的花瓣在哪里放射光彩？/从血液开始；通过人们可怜的肉体/升华为英雄？/……/为了帮助你们取得胜利；/一切的一切；包括快乐；都该像钢铁一样！”
我心中便油然而生反感。我有点明白为何当年他的国人在阿连德和他之间宁愿选择前者；阿连德虽然也过激；但不会喝了几口酒；看到一些高呼革命口号正步走过广场的队伍；就喊出这样的诗句：“苏维埃联盟；我虚心地向你致敬！/让你那人民的铁军高歌猛进！”
我不再喜欢他了；再次搬家时；我把他的书归到垃圾那一堆。
又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聂鲁达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他还有另一半；或者毋宁说有两个聂鲁达；另外那个聂鲁达；是爱情温柔的歌者。
这时我在香港；在这里；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认识了作为爱情歌者的聂鲁达。是通过电影；就是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一次事先张扬的爱情》。在那如诗的音乐和画面中；当我听到作为画外音的情诗柔柔地；有如天籁般地飘乎而来；那种震动；真不止是“惊艳”二字所能形容。美得真是像蓝天像白云像那最美丽的美；这也是聂鲁达吗？当片尾字幕打出“本片诗句均引自聂鲁达诗集”时；我真有点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我马上奔到学校图书馆找来了书架上放着的所有聂鲁达诗集。把它们摆到一起一看；我发现了钱钟书前述观点的又一证据：这些台湾译介的聂鲁达诗集；几乎全部都是他的爱情诗；有的选本；甚至连序中都不提《伐木者醒来吧》这类诗。如果光是看这些诗集；我们心目中的聂鲁达会是与内地的聂鲁达完全不同的一副形象：好个大情人！不要说凡胎肉身的女子玛蒂尔德了；那样动人的情歌；连女神都会打动。
“万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浮在万物之上；也充满了我的灵魂；/梦的蝴蝶啊；你就像我的灵魂。”
“我是你的梦；只是这样；不过如此。”
“我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从冬天或者河流/我不知道它怎么来；什么时候来。”
还有这一句：“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像这样的诗；他一写就是一百首。有人说；即使聂鲁达只出版过《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写过任何作品；他仍然能在世界诗歌的殿堂占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今天；当我读过了他差不多所有的诗之后；我认为这说法不算太夸张。不过；当我认识了第二个聂鲁达之后；第一个聂鲁达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了。写出了那么美丽情诗的诗人；当他写出“没有任何东西能装满/纯洁的杯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包容/无往不胜的春天旗帜上的阳光”，至少没有野心家妖言惑众之嫌了。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读他；在这有微风的夏夜；就着一杯清茶；再读《伐木者醒来吧》；我有点为海峡对岸那些没有读过这些诗的读者遗憾了；也为我自己早先对他的苛求不安；你不能指望一个人一辈子都说聪明话；更何况他是一位缪斯之子；你听；还是他自己说得好：
我不是来解决什么；
我到这里来是唱歌；
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唱。
《康有为的神话》质疑
？ 万 方
《书屋》二○○一年第六期刊载有傅国涌先生的《康有为的神话———读〈温故戊戌年〉》（以下简称《康文》）一文，读后感觉有些问题值得进行商榷讨论。
《康文》是读了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后的随感。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感受是十分深刻、惊诧、惋惜而又沉痛的。他认为，正是“从《温故戊戌年》开始，我们才重新认识康有为”，通过这本“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的书，“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本书的结论，我们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文章从“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的诸多“神话”中选择了六个“就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神话的案例，来“揭穿”康有为的真实面目，并借以指出：“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而“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们的沉默”，是为了“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一）过去的神话”。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引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强烈义愤。时在京师参加礼部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自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五日，先后有广东、湖南、奉天、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江南、河南、浙江、顺天、陕西等十六省（各省的顺序按上书时间的先后排名）的举人共计上书三十起（其中4月22日至5月1日共15起，即4月22日4起，4月30日6起，5月1日5起；5月2日至5月5日共15起，即5月2日8起，5月3日3起，5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