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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三十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
《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他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不把有当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迈向人格的巅峰。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气凌人，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追求管理上的“无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重要体现，而且也与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相贯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16年，有次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至陈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黯郑庄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为汉武帝时两位有名的宰辅，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佩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人。他彻底回到了本真状态，但他的遗爱和精神又长留人间。
叩问《沁园春·长沙》
？ 彭明道
我曾经虔诚地读过一百遍，今天我又以同样虔诚的心轻声叩问。
漫谈10年来国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 张注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艰苦卓绝、开拓创新、波澜壮阔的光辉进程。这段历史素为中国人民和广大学者所珍爱、崇敬、自豪和反思，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论文专著，堪称汗牛充栋；这段历史同样为外国人士及研究者所关注和探索，甚至屡被视为“显学”，形成许多著述。当此中共建立80周年到来之际，特将近十年即上世纪的90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略作回顾和分析，也许对我们制定下一个十年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规划或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会有某些参考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美、俄、日三国以及英、法、德、澳、加、韩、印、越等国，从1990…1999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百余种，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些是资料性质的，其数量与80年代比，没有显著的增多，但质量比过去均有所提高。因国外的学术信息和书刊评论“姗姗来迟”，以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hina：ANew History）一书为例，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TheChina Quarterly）刊登书评，1995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始编入新书目录，至于见到外文原始资料，往往更需时日；即使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掌握快捷信息，对90年代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也要在该年代结束后一两年。仅就已见到的国外论著来说，大多数属客观论述，也有少数歪曲史实或违背历史真实。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往往受到中国情况的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美国的研究者就1989年政治风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日本研究者则研究当时中国会否步苏联后尘的问题。近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加之党史资料大量发布，吸引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的研究者从所在国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同样，国外的华裔学者和在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亦多选择较易获得国外资助的中外关系、冷战、教会在中国等课题。当然也有个别比较远离政治的研究者能够继续坚持研究自己固有的课题或进行有关的考证。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大致涉及以下范围：（1）研究重点多数国家转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的课题有：对“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屹立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其成果如美国出版的齐希圣（译音）著《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卡罗来纳，1991）与R．麦克法夸尔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三）》（夏普出版公司，1996），俄国出版的Б．T．库利克等著《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莫斯科，1991）、В．Я．波尔加科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莫斯科，1995），日本出版的近藤邦康等著《中苏改革比较研究》（东京大学，1993）、毛里和子编《市场经济化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等。（2）对于整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对该国有关的重要对外关系问题仍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比如美国出版的张纯如著《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哈波·柯林斯基础图书公司，1997）、哈里·哈丁著《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俄国出版的К．В．舍维廖夫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Ю．М．连诺维奇著《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莫斯科，1991），日本出版的北村稔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研究》（岩波书店，1998）、《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68，1996）等，法、德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中国》（法国，1989）等等。（3）对有些重要史料、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乃至史料学亦予以重视。这方面美国翻译出版了S．R．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夏普出版公司，1992），以及郑超麟的回忆录（乔治·本顿译，纽约，1997）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夏普出版公司，1990），俄国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俄、德合作编选，莫斯科1994开始出版，已出至3卷，拟出5卷）和齐赫文斯基的在华回忆录，日本利用档案搞清了建党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等。对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立后10多年历史和成就，《中国季刊》于2000年3月亦以17页篇幅详细介绍《北京抗战馆的民族主义、历史和记忆》。（4）还有的刊物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The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兰德出版公司，1994）为根据，不顾其违背历史真实，开展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虽另有专书如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据实批驳，但仅有中文而无外文版，且印数有限，无法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和读者很少知道。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中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等，都在不断地使用和综合使用，而且各国也略有不同。90年代开始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来系统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俄国重视利用新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