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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图做的。
①C·P·斯诺：《两种文化：以及事后的观察》，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年。
②A·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纽约，兰登出版社，1970年，第381，390…392页。
过去的组织目标大都是经济目标。这并不排斥社会目标，如早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服务概念，但这些往往被看作是经济目标的副产品。未来的管理人员将发现，社会价值愈来愈冲击他们的经济决策结构。这种对社会价值的强调可能影响到经济报酬，而管理人员将在决策过程中发现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和“社会头晕症”。未来管理思想的任务不是一种“或是……或是……”命题——“或是经济价值，或是社会价值”；而是最有启发意义的结合的命题。这种结合概念在泰罗和福莱特那里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于泰罗来说，“精神革命”会通过效率而把所有的人结合在富裕之中；对于福莱特来说，它是发挥创造性以寻求一种高级的解决办法，以便导致双方找到有利的解决办法而无需妥协或冲突。这些理想在过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的任务就是使它们能够实现，它的确是一个很难应付的挑战，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费最好的思想的一种挑战，它将带来各种文化价值的组合，导致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进步。
杜会环境管理的根源在于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利用资源的经济必要性，而其行动则受到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模式的首要投入是人，而其产出又是用于满足人的愿望。
管理人员无论在内部或外部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的影响。管理的判断对于有组织的努力是必要的，其活动同有关人及人际关系的假设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许多文化中，个人并未被作为一种首要的价值。部族、国家或其他团体常常认为一个人必须顺从于团体或政治需要。作为这点的一个证明是，奴隶制，即人的所有制，历史地来说一直到较近的时期还在流行。即使是首先谈论着民主的希腊人，也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的巧合，但记录显示出，在奴役结束以后，经济和社会进步大大地加快了。早期的文明在奴隶制之下进步很慢，而作为一种隐蔽奴役机制的封建制则使社会处于休眠状态。当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教会的一统权威以及君王专制的束缚以后，他们就开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一个工业社会要求一套不同的有关人性的假设：他们有选择其政府的自由，他们可以自我指挥，他们可以把追求财产和财富作为其自然权利，以及他们可以设计出纠正冤屈和不公正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自由成为一种价值，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受到道德上的认可，而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则受到鼓励。这种个人主义支配着产业革命的经济发展，并为工业化添加燃料。即使在美国，也是奴隶制以后的时期出现了资源的最大积累，以及这些从欧洲逃亡出来的人的巨大社会流动。
很长时期以来，人际关系被束缚于传统的概念之中。社会习惯和戒律远比社会进步为重要，而对这些社会传统的保存就是部族、国家、教会或封建领主的任务。文化的复兴导致了人们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农业生活为基础的公社的社会团结被城市化和工业化痛苦地动摇了。新邻居、新习惯、新环境以及新工作就是工业人的社会危机。以前作为一种首要的社会和经济单位的家庭，随着双亲和孩子在新的工厂中以不同的道路走向工作而开始解体。以前作为家庭的一项任务的社会化，开始成为工厂、教育系统以及工作团体中同伴们的现实领域。
罗伯特·欧文面对着可以觉察到的工业化的破坏作用，早就试图恢复公社的团结。但工业化在进展，人们被一种内部回转仪所引导，进一步发展着劳动专业化、工厂制度以及市场。人们拒绝了欧文的公社制度，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个人主义思想。人们在早期工厂中并不完全是可塑的，他们抵制着技术进步、工厂制度以及管理纪律。但他们接受了一种经济激励意义上的有革新意义的激励措施。
为大棒及工厂精神的道德说教所支持的胡萝卜成为个人改善的一种途径。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导致贪欲罪恶的利润，得到了新教伦理道德上的支持。
被许多以前的文明认为不高尚的商业和贸易，成为许多有抱负的年青人在渡过社会阶级的汹涌波涛时的踏脚石。这种社会组合的成分因而不认为商业、利润和个人成就是一种罪过。在社会织物上磨出了洞，但那是通向进步之路。停滞崇拜着未被磨损的布。但当这些磨损开始出现时，有少数人就提出了能对人们在其新发现的关系中予以帮助的新哲学。巴贝奇很早就试图从利润分享中确定利益的相互性，尤尔和杜平开设了一些课程，以便年青人能从事报酬更多的职业；而亨利·普尔则试图通过领导来克服个人和系统之间的冲突。
科学管理是应付该时代的工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一种哲学。科学管理植根于实用主义经济学、十九世纪的唯理论哲学以及新教的个人主义道德，它要求把社会中所有的利益结合起来。精神革命要求人们忘掉对已有成果的瓜分而努力于创造愈来愈多的成果。主要为利益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有许多社会利益：低价格，高工资，个人从事他最擅长的工作，而每一方面（管理人员、工人、一般的社会）
都能从由高效率带来的繁荣中受益。
即使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最高潮时，人格化为新教伦理和个人成就伦理的个人主义信条已在衰退中了。大萧条及其后遗症导致了新的对社会价值的强调：归属的需要代替了个人成就的需要，利润和效率作为目标的作用已趋于下降，自助变成了政府帮助，自我内部指挥变成由别人指挥，实业家失去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尊重。梅奥主义者企图通过劝告管理人员培养社会技能而重建社会团结，并克服察觉出的文化差距。在工业中以及在罗斯福的“小人物”哲学中，自下而上的参与成了目标。与人和睦相处被看得比出人头地更有价值。人们被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抓住了，因而必须由其他的人来加以帮助。自助的学说变得陈旧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气候正在变化，以弥补经济灾难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混乱。
在现代，社会价值有些变化，但变化并不大。归属的需要仍被高度重视，但已有所削弱，因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已处于最首要的地位。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以下述社会假设为依据的，即人从工作本身产生的挑战、报酬和满足中发现他们自己的尊严和实现。趋向还是离开权力主义，只不过目前是一种反机构运动。权力平均化的要求导致了为穷人、黑人以及所有其他被认为不幸的人的计划。人们并不过于高度重视利润，他们要求实业家承担社会目标，减少经济赢利性（如果赢利性是必需的话）。雇佣长期失业者、控制污染以及一大堆其他社会问题，使管理者处于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地位，即既要满足社会需要，同时又要使工人、顾客和债权人高兴。彼得·德鲁克曾经把这一时代叫做“不连续性的时代”。①德鲁克在以下这些方面都看到了不连续性在发展：在新的宇宙空间的技术中，在“知识工业”的发展中，在国际的经济发展中，以及在大型组织的政治策源地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中。这些不连续性代表着同以前的各种依据和假设的决裂。这些依据和假设涉及资源分配的经济安排、有关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性质及目标。正是文化结构上的这些强调和倾向将继续对所有各种类型组织的领导人施加压力。
①P·F·德鲁克：《不连续性的时代：我们的变动中社会的指导方针》，纽约，哈珀…罗，1968。
权力平均化运动还未告结束，在现代之所以出现这一运动，根源在于人们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已不再抱有幻想。实业家被认为是同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城市被许多人认为是堕落的。我们的中心城市目前在腐化中，但正是其工商业区具有改造城市的资源能力。青年对工商业已不再抱有幻想，但正是在工商业区积累着资源和专门知识，这些资源和专门知识能提供工作和住宅，减少或消除污染，并解决其他迫切的文化问题。利润受到了怀疑，但利润率却又是研究和发展、投资以及整个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关键。生产率和效率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成为文化目标，但正是生产率使得高工资、低成本以及市场的增长和扩展成为可能。
美国在初建时是主张禁欲主义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的社会。节俭已不再是一种美德，财富也不再是一种羡德。圣经上有关是和非的论述正在受到“情境”伦理的威胁。正是在未来，社会结构面对着它最严重的考验。正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社会价值变动的未来中，管理不得不鼓起它创造性和人类理解的最大力量，以便服务于有目标的努力。
政治环境有关个人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哲学假设和现实，深深地植根于有关人的性质的假设中。早期的政治哲学是以下述假设为依据的，即一个自然国家中的人基本上是不讲理性的畜生，只有通过某种集中的权威才能使之文明化。组织机构反映了这种假设，而权威的合法化则趋向于以某种由来已久的或神秘的权力源泉为依据。以亚当斯的神授权力为依据的君王的神圣权力就是这样一种权力源泉。被体现于礼节仪式和祖先崇拜之中的部族禁令也是一种权力源泉。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就是最高权力存在于君王或国家手中这种思想的代言人。
约翰·洛克同这种命令哲学相决裂而为立宪政府建立了框架。同新教伦理、市场伦理以及启蒙哲学时代相联系，自由的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源泉和新的权威的合法化。同经济思想相联系的政治思想信奉着个人自治的假设，这种个人只被他们追求财产、财富和幸福的自我利益所引导。这种自由放任的环境为产业革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帮助并支持了销售和生产中的革新，并从政治上支持企业家。但即使在自由放任思想流行期间，也存在着通过国会调查来控制个人滥用权力的早期尝试。虽然这些尝试一般并未取得成功，但它们反映了立宪政府所提供的社会牵制和平衡的总纲要。
早期的美国政治思想遵循着自由放任的假设，直到内战以后的时期。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和企业之间非神圣的联盟的抗议，以及对“掠夺大王”滥用权力的抗议导致了对企业活动进行管制的立法。第一项立法是有关铁路的，在铁路上这种滥用权力最为严重，然后是反托拉斯立法。劳工立法比其他管制手段的制定稍迟一些，但也很快得到了通过。有关对工时、劳动条件以及童工和女工进行管制的法律较迟才被法院承认为政府活动的正常领域。
十九世纪仍比较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纪，工商业中的政府作用日益增强了。“新经济学”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把政府在促使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中的作用置于首要地位。罗斯福的“小人物”哲学中，劳工立法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