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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怀古，不谈人生，东坡当然不甘心。真实的游，固然可以如此，写在赋里不行，一定得有点什么彩头。彩头从何而来？还得借助于庄子。横江东来的孤鹤，明月之下看得明白，翅膀足有车轮一般大小，这样的鹤，当然不是凡鸟。
前赋中的一切情景，不管多么精彩，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后赋则处处神来之笔，看上去却又好似写实。感叹无酒么？太太就拿出藏了很久以备不时之需的私房货；感叹没菜么？客人正好有黄昏时打上来的鲜鱼。巨鹤现身，已经突如其来；鹤化道士，更是匪夷所思。然而苏轼还有绝的：道士千辛万苦入了梦，只问了一句“赤壁之游乐乎”，东坡也爽快，只揭破道士的身份，不问他所为何来。人物的不沾不滞，和前篇的执著形成鲜明对比。
据东坡自己说，那天晚上，确实遇到巨鹤。但止于此，如何显得出东坡的手段？苏轼的诗文常有别人那里看不到的神来之笔，道士入梦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例。类似的境界，后世大概只有在龚自珍那里可见一二。
从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到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不变的是一轮明月，和月下的赤壁，变的是季候和人物的心境。三个月时间，人的思想和情绪何以前后差异如此之大？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赋把心中的愤惋发泄一尽，暂时获得平静，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问题，势必更客观、更深刻。人的每一次进步，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独东坡如此。
一对朋友的故事
“乌台诗案”发生，围绕着对苏轼的营救，很有一些感人的事。曹太后多次在神宗面前感叹苏轼兄弟人才难得，竟至泣下；张方平、范镇不顾风险，先后上疏，后来均遭处罚；苏轼的弟弟子由愿以官职为兄长赎罪，被降职外迁。当时形势险恶，“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范的勇气非一般人所能有。利用机会为苏轼说几句话，已经难得，这其中，王巩《闻见近录》记章惇驳斥王珪一事，最令人痛快：
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这段传闻出自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口，当然可靠。
章惇是苏轼签判凤翔时结交的朋友，当时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很投合东坡的脾胃，两人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元祐年间，东坡知贡举，阴错阳差的，取了章的儿子章援为第一名，这样，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层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梦。
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没有不残酷的，即使是在文质彬彬的北宋。章惇在政坛几起几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整起人来也是不要命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而且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每读到苏轼到金陵访荆公，诗歌唱和，心里总是觉得感动。苏轼和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由于才气的关系，苏、王相知，似乎比苏与同党的司马光等还更深。
章惇心高气傲，不甘为人下，遇到东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其他人想一较高低，几乎不可能。整苏轼的人中，出于嫉妒的不在少数。林希也算苏的老朋友了，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极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可见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脚的欲望。
宋人笔记中的两则轶事，最能显示章的性格：
苏、章游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高斋漫录》）。
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这样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说得过去。苏轼能看出子厚内心那股破落户的不要命的狠劲，眼光是很深的。然而这种狠劲，我们很难说好说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一辈子不得其用，布衣终身，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华，也许就是一个小李白，或后世的龚自珍。可惜他的宝最终押在了政治斗争中，而且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上，内心的狂傲逐渐转化为暴戾和凶狠，原先的一点情调荡然无存。睥睨一切，在年轻时，在地位低下时，是自尊的外延，这种人等闲不会做出胁肩谄笑的姿态，而时移世变，当年的小吏摇身一变为握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党的蔡约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章“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
《老学庵笔记》也有一则：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曰：“遮汉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对于变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当于教父，这帮人都是王当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这种口气说话，不仅是狂傲，整个儿是一小人嘴脸。
子厚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东坡不以为然，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苏、章交恶的具体事由，一直找不到资料，或说子厚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子厚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政坛的事永远说不准。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到达京口，子厚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章援的信哀凄动人，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子厚的儿子，果然父风宛然。但这小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章猫逗老鼠似的拿东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时候，没见他为老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他把东坡看得太小了。《云麓漫抄》记下章援信的全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答之：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奸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我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苏诗点滴
陈师道《后山诗话》论北宋三家诗：“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十分简洁中肯。东坡的新，新在何处？清人赵翼解释说：“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
用典深，用僻典，虽说确是东坡的拿手好戏，但以此为苏诗的长处，却也未必。当时人解苏诗，已经不容易，何况普通读者。苏诗的好，在于能在习见题材中，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意思，或者前人已说过，却没有说得像他那样深。前者如“雪泥鸿爪”和比西湖为西子的著名比喻，后者如咏海棠的“惆怅东栏一株雪”和“只恐夜深花睡去”。未经人说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翻古人的案，如陈迩冬在《苏轼诗选·后记》中所举的《续丽人行》的例子。这种出新意，读东坡的《赤壁怀古》和《中秋》两首词感受更深切，尤其是《中秋》词，通过月之阴晴圆缺，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月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中秋月在中国人心里的情感积淀，都被这首词说到通透，丝毫不留余地，使后人无从落笔。
评家多说东坡善用比喻，比喻的新，正是要表达全新而更深的意思。苏诗之所以为人喜欢，还在于他表达的意思，多是与人生遭际相关的，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新虽然定义为前人所未道，并非所有未经人道的都好。未经人道不是偏执，不是怪异，更非从无道理处搜爬得来的胡言乱语。意思高远深刻，靠的是作者的才力、学识和胸襟。黄庭坚说的“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正是此意。东坡读书多，北宋诗人除了王安石，大概无人可比；天赋之高，则王安石也要瞠乎其后，袁宏道甚至说他学问才力皆远远高出李、杜之上——论天才，东坡恐怕须让李白半头，而东坡之后，才力足以与李、苏鼎足而三的，惟有龚定庵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