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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的好处明显，苏诗的不足亦然。苏轼性情豪放，诗意开阔，与之俱来的毛病，便是一览无余，缺少后味。当然，这只是就一部分作品而论的。有人说苏诗不甚讲究遣词造句，律诗对联不工，尤其是和陆游相比。这话说得不错，想在苏诗中找《红楼梦》中所引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之类的工对，几乎不可能。苏轼的对句，经常对得巧而险，从修辞上来讲，对得很粗，从命意上来看，则精彩之极。这个问题，陈衍在《海藏楼诗》叙中说：
东坡律句极少，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独眠床上梦魂稳，回首人间忧患长。”“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此例极多，何等神妙流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山谷谓当是“初日头”，曰“岂有用白对天？”东坡曰：“黄九要改作日头，不奈何他。”往时叶损轩作律句，对语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语之。
陈衍的见解是深有体会之谈，不同于理论家的隔靴搔痒。“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尤其说得精辟，虽不能概括苏诗的全部，但至少揭出了苏诗的一大特点。
苏轼的七言诗历来得到一致的喜爱，就我个人而言，最爱的是其中的七古。相对于他七律的潇洒豪迈，七绝的秀丽隽永，苏轼的七古既有白居易的缠绵，又得韩愈的雄壮，无论何种风格，都圆润精美，余味无穷。寻常七律中时见的带夹生句子的毛病一概没有，像《舟中夜起》、《定惠院之东海棠》、《登州海市》、《吾谪海南，子由雷州》、《游金山寺》，乃至《题王逸少帖》等，都令人难以忘怀，时常念诵，常至于沉迷，朦胧恍惚之间，不知身在何处。
两个人的死亡
苏轼岭海放归，病倒于常州，自知不久人世，乃致信老友径山惟琳和尚：“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的病，据说是热毒。据颜中其《苏东坡年表》：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绝命于常州，年六十六岁”。
六十六是中国人的传统算法，苏轼生于一零三六年十二月，死于一一零一年七月，实算只六十四岁半，不算长寿。
苏轼病逝于钱济明家，弥留之际，钱和苏轼幼子苏过均随侍在旁，此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惟琳。最后时刻，苏轼听觉逐渐丧失，惟琳和尚叩耳大呼：“端明勿忘西方！”苏轼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语毕而终。
讣闻传开，在颍州任知州的苏门弟子张耒，用个人的薪俸在荐福寺为老师做法事，遭到论列，被贬职为房州别驾。
名列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时在荆州，“士人往吊之，鲁直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
黄庭坚晚年在家中高悬东坡画像，每天早晨衣冠整齐献香致敬。来访的朋友，有人提到苏、黄并称，问庭坚对两人诗之高下有何看法。庭坚离席惊避，连连摇手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诗词都奇崛刚硬的黄鲁直小苏轼九岁，与苏轼的关系亦师亦友。在北宋，黄的诗名仅次于苏；在整个宋朝，黄的书法与苏轼列在四大家的前两位。
黄庭坚一生坎坷，尤甚于东坡。苏轼远谪海外，终能北归，庭坚坐贬宜州，没有逃过身死蛮荒的厄运。
苏轼死后四年，黄庭坚亦病逝于今之广西宜山。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
范廖言：鲁直在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法所不许。乃居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廖曰：“信中（范廖字），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我在纽约法拉盛所居之窗外，浓荫掩翳，光线昏暗。因此常想起黄庭坚的词句：“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榴花一直是我喜欢的花。现在，每一想起他临死前“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的感叹，觉得榴花那特有的红艳，竟像是一阕安魂曲。
按黄庭坚以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舌头的诡计与权力
？ 季广茂
很早以前听到一个笑话：要过年了，按惯例，小两口商量着给双方老人寄些钱，以示“孝敬”之意。世上多有不平事，大到战争，小到家庭，莫不如此。寄钱难免有多有少，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是耐人寻味。女方先开口了：“给我们家多少？”男方挺开明：“你自己决定吧。”“嗯～嗯～（作撒娇状），你说呢？”“两百？”“你说呢？”“四百？”“你说呢？”“八百？”“你说八百就八百吧。”从二百涨到了八百，一路飘红。男方也想趁热打铁，结果可想而知，从八百降到了两百。贵贱尊卑，世态炎凉，一目了然，这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如此“不平等条约”竟然都是由受害者自己“说”的。权力真的无所不在，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实施权力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只是“嗯～嗯～”几声而已。语调、撒娇竟有如此巨大的伟力，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权力关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全部实践之中，我们几乎无处藏身，只好“大隐隐于朝”了。一般说来，权力（power）与力量（force）是同义词。它是在物质、社会和观念这三个层面上运作的。在物质的层面上，权力指“做功的能力”，即力量，这属于物理学领域，遵循的是自然规律，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在社会的层面上，权力强迫我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把我们的行为纳入某种模式。我们很清楚，如果不听“招呼”，必定没有好果子吃，重者触犯刑律，轻者“小鞋加脚”，有苦难言。其实真的触犯刑律或被穿了小鞋，倒也无甚可怕之处，因为它已经成为“已然”的事实，要知道，威胁使用权力比实际使用权力，更为可怕，这时权力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不知道它何时落到你的脖子上。在观念的层面上，权力表现为价值，它告诉我们怎样做才有意义，因而又表现为影响力——它是用来劝导、说服他人的。当然，在更多的情形下，这三个层面上的权力一起发威，比如在惩治罪犯之时，物质力（手铐）、社会力（强制）、观念力（可耻）共同起作用。
权力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宰制性”和“非对称性”的。所谓“宰制性”和“非对称性”，汤普森是这样界定的：“当既定的权力关系处于系统性非对称状态时，就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宰治之一种。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被赋予权力，而且在以这种方式阻止（或者在某个重要程度上不允许）其他人或团体接近这一权力时，无论进行这种阻止时基于何种基础，权力关系都是‘系统性非对称’的。”〔1〕
我们应该关注社会层面上的权力关系：现实中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哪些人，哪个阶级，什么样的生活领域或经验领域被赋值或被压抑？它们是以何种方式被赋值或被压抑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化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比如，即使在简单的两极对立（如新／旧、老／幼，男／女，阴／阳，善／恶，自然／人工，驯服／野性等）中，哪个因素受青睐，哪个因素遭贬抑？更不必说那些隐藏着“权力的诡计”的各种命题、分析、综合和逻辑推理了。
比如，我们学习文学理论课时，老师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说什么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容置疑。如此说来，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文学永远是第二性的，由此确立了生活对于文学的优先权，也确立了生活对于文学的宰制关系。这种宰制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作品真实不真实，要根据它与生活相符的程度来判断，批评者只要大喝一声：“生活是这样的吗？”作家便立即无地自容，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生活是怎样的，不由作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有关生活的话语权永远属于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一度也是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真理，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怎样的，同样不由作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说了算。这意味着，如果要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要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作家首先要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然后才能成为作家。在貌似公正的知识话语中，掩藏着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现在好了，鲍德里亚尔告诉我们，生活本身也只是一堆拟像（simulacrum），它也是人造物；与文学相比，它也真实不到哪里去，充其量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其实拉康早就说过了，人们总是假定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客体化的“凝视”（gaze），我们就是为这个“凝视”存在的。通俗些说，我们都是为了一只眼睛活着的，世界是为了那只眼睛创造出来的。为了这只眼睛，古阿兹特克人（Aztecs）在大地上创造了飞禽走兽的巨幅形象；为了它，通往罗马的地下水槽上才有那么精致的雕刻。这两种景观，我们都无法在地面上观赏到。我们总是觉得“有朋自天上来”，它正在凝视我们。我们总是怀疑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境之中，是别人的梦人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仿佛我们就是别人梦里的那堆“骨头”。总之一句话，世界是人造物，与文学无异。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视的是语言，因为处于某个位置上的个人和团体要想界定社会代码和价值，就必须控制语言。罗兰·巴特说得好，语言是“一套强权人物用来标注、界定和分类的记号系统”〔2〕。
不过，听了这话，福柯一定会“夫子哂之”的，因为与“语言”相比，他更喜欢使用“话语”一词。话语（discourse）一词属于那种“人人皆用却又鲜有界定”的术语，在眼前的学术讨论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虽然含混不清，但它依然十分有用（或者说，正是因为含混不清，它才如此有用）。福柯是它的创造者，女权主义者又使它大放异彩。1980年版的《韦氏新综合大字典》认为，话语是一种对话，或公开对话的方式，是“词语性的观念交换”。很显然，这一定义并没有把握住话语最基本的特质——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关系。在福柯那里，话语总是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路德·弗兰肯贝格（Ruth Frankenberg）这样界定话语：“历史上构成的一套观念，它为个人提供概念性框架；历史上形成的材料，它出现在制度的设计和创造中，影响日常实践、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3〕
“话语”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