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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叫应运而生吧。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宽松环境，的确为“草根红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华读书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专家称，这本民野之间的‘草根派’红学研究著作，能够在东方这样的权威出版社出版，它所体现的自由学术研究意义则更让学界人士感动。”最近我从《全唐诗》里读到一句李白的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觉得简直像是直接冲着我这“草根红学”而来的，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巧合。
具体说，就是在“主流红学”已经日益走向僵化、保守、专横、没落的历史阶段，那些凡是在学术上具有突破樊篱、锐意进取的创造力，在观念上不囿于门派、不排斥异己、不唯我独尊，在学风和文风上能体现出兼收并蓄、宽容亲和、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等种种特性的研究者和研究群体，我以为都可以被视为“草根派”——不论这些研究者过去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论他们是专业还是业余，是经院还是民间，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举例说，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身居经院，却丝毫没有那种“经院”、“主流”、“正统”的惯常匠气和陋习，现在已八十七岁高龄，依然在学术上锐意进取，在观念上不断更新，在文风学风上雍容纯正、大度宽松，这并不是说周先生在学术上就没有失误，也不是说他在个性上就没有缺点。但是，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建树丰硕、著作等身而且影响深远的老一辈红学家，若是在国外，早就被其所在经院视为国之瑰宝，授予终身荣誉和最高奖赏了。然而在我们这个有着太多官本位积习的国度里，周先生却长期地被其所在经院中某些身居要职的学者视为异端，打入另册，施以种种压制和排斥，使得这位桀骜不驯的老人，最终选择了公然“退出红学界”的抗争方式。但他在严重的耳目疾患和其他老年病的困扰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研究、著述。所以在我的眼里，周先生肯定是“草根红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除了你和周先生之外，你觉得国内还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可以归入“草根派”行列的呢？
以我个人的眼光来衡量，过去那些被视为红学领域自由人士的作家和学者，如王蒙、刘心武、舒芜、白盾、胡德平、梁归智、欧阳健、克非、李国文、陈四益、严宽、霍国玲、申江、杜春耕、吴营洲等，我以为都可以归入“草根派”的行列。我这样划分，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学术观点有什么共同之处，而是纯粹以他们全都不受“主流派”的制约，并在主观上都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等基本特征为依据的。我举出这些人名，也许“主流派”人士又会挑出其中某个人的学术观点“荒诞不经”，作为否定整个“草根红学”的口实。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一种学术流派，恐怕都绝不敢保证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就没有一点荒诞的成分。更何况，所谓“草根红学”，从来就不是以其学术观点的相同或相近作为凝聚力的一种通常意义的学术流派，也许它更像是一个立足于方法论的更新，立足于追求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立足于学术不脱离人民大众的一种新时代的学术思潮。
你目前在学术上的影响和声望，也像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会毅然决然地从主流红学中抽身出来，甘愿让自己退回到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究竟是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们所说的在“制造悲情以吸引眼球”呢，还是“红学界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的现象”确实已经愈演愈烈，让你有了切肤之痛呢？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我现在提出“草根红学”的概念，主要还不是基于我个人受压制受排斥的不平心理，如果基于这种心理，我完全没有必要去引火烧身。因为这些年来我的书一直畅销，我完全可以借助于在读书界和出版界建立起来的声誉，安享著书不愁销路的“幸福生活”。我现在采取这种姿态，纯粹是从学术发展的大局出发，是顺应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学术特性作一个科学的定位。
不必奇怪，我自己肯定是在红学领域长期受一些人压迫的成员之一。这一点，由于他们把事情做得无声无息，而且我自己向来是采取隐忍回避的态度，所以过去并不为外人所知。中国红学会的副会长蔡义江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说：“红学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机构，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或什么派别能够垄断或操纵这门学问。”这肯定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说法，瞒不了红学界内部的知情者。但他紧接着又对记者断言：“民间的红学研究，大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荒谬不经的……像这样的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这就一下子图穷匕首见，亮出了他们历来搞垄断操纵的“杀手锏”。事实上，他们不仅一直在垄断操纵一个《红楼梦学刊》，还往往利用职权，试图更多地操纵一些其他的学术载体。别人的情况我不好讲，只说我自己，而且只说新世纪之后的现状。本来，我作为中国红学会的一个理事和老会员，是有权在学会的会刊《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的，包括发表自己出版的红学新著的前言后记之类。可是，由于我在新世纪之初所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导论中，发表了一些与个别学会负责人有明显差异的学术观点，这篇本来已经通知了要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而且出书后受到广大读者及红学专家普遍欢迎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最终却被《红楼梦学刊》无理封杀。受此株连，我后来寄给该刊的其他文章，包括一些新书的序言、后记、再版后记之类，都通通被封杀。更有甚者，在新世纪以来由学会召开的所有学术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也一概不通知我这个身为理事的老会员参加（2001年在铁岭召开的一次，是因为东道主直接发请帖给我，才参加了）。仅从以上这些极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把蔡先生所谓红学会不存在垄断操纵、不存在压制排斥的谎言彻底揭穿。
会不会是他们觉得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不够分量，或者说在文风学风上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那篇长达四万七千字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刚一脱稿，我就事先寄给了《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该刊执行主编张庆善先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审看了文章以后，立即通知我准备分两期连载。至于后来事情发生改变，我想他一定有难处，有其他压力，这我一点都不怪他，而且一直把他当时的鼓励，作为鞭策我自己继续保持良好学风的一种动力。
再举一个小例子。2001年春天，我出于对当时出版的各种《红楼梦》版本长期对一些明显的校勘失误不作更改的不满，便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和《鲁迅研究》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以无可辩驳的版本学考证事实，进一步阐明我十多年来关于贾宝玉的别号应为“绛洞花王”而不是“绛洞花主”的观点，希望能在今后重印的《红楼梦》中予以纠正。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刘世德、胡文彬、白盾、梁归智、杜春耕等都明确表态支持我的观点。而蔡义江先生随即在《人民政协报》发表长文和我商榷，这本来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能一改他三年前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简单化地给我扣帽子的态度（当时他在会上粗暴地打断我的发言，说什么“鲁迅的文章里都写的是‘绛洞花主’，难道我们比鲁迅还高明？”），现在他愿意公开写出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变得极不正常。当我很快写出一篇就蔡先生的异议作出答辩的文章之后（也就是现在收入书中的《“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兼答蔡义江》），报纸编辑已经决定了将此文和周汝昌、白盾、梁归智等几位先生的来稿组成一个专版推出，可是后来不知何故，这个计划好的版面却突然被取消。我只好把这篇文章再寄到南方的《明清小说研究》杂志才得以发表。这难道不是有人在利用职权进行压制排斥又是什么呢？而且，从这场学术讨论的影响和最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也并非如蔡先生现在向记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封杀所谓“荒谬不经”的“学术垃圾”，倒恰恰相反，是在滥用职权，禁止别人去清除他自己的垃圾。
你对“草根红学”的前景又是如何估计的呢？
“草根红学”的前景，应该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本来，我是在红学处于最低谷的1999年底，才到北京重温“红学”旧梦的。一年之后，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竟出乎意料地连续热销，自此之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世纪的“红学热”。后来，周汝昌、冯其庸、刘心武、王蒙、孙玉明等许多学者的红学新著也很热销，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看，“草根派”都大大地占了上风。这绝非我个人的夸大其词，只消从“主流派”的专家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的采访时所发出的抱怨声中，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明。他们公然对记者宣称：“现在书市上涌现出来的大量红学著作，相当部分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垃圾’……那些沉下去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拉大旗的研究者出书难。”对此，他们除了继续挥舞那根仅存的权力大棒，说一句“像这类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的威胁之辞，看来真是有点无计可施了。
我想，不论有的人还会使出什么样非学术的手段予以阻挠，“草根红学”都必将会随着今后国运的进一步昌盛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变得更加兴旺发达，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能够不分轩轾地包容“主流”与“草根”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也必将出现。到了那时，正统人士在学术上挥舞权力大棒实行学术垄断的时代，也必将彻底终结！
（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
？ 李 樱
去年第11期《书屋》上发表的《正趋恶化的教育公平性》是一篇非常好的的文章，国内外的许多传媒都进行了转载。文章列举了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以及高校招生与农村教育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几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拳拳之心，让人感动。笔者想跟随这一思路，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教育公平性讨论中还很少被人提及的职业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制度与观念的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在职业教育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目标，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实都不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