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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发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资源、环境乃至人力资源、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制约，都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但其中很少有真正是中国自己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工场，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资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赚取最微薄的利润，在发达国家主宰的全球化分工中占据最底层的位置。这样的状况不改变，不仅中国很难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即使是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难长久保持。在知识经济日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必须加速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职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真正形成我国自己的产业优势，进而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应该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先进生产力，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仅仅依靠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我们教育的决策者和舆论的眼光实际上都主要盯在高度教育之上。按照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由1997年的百分之九点一，提高到2000年的百分之十一，2010年的百分之十五”。“十五”规划又将百分之十五的毛入学率提前到2005年。高等教育的确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前些年扩招的大学生这两年开始进入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或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发展速度很快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仍然只能靠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民工从事简单的劳动。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大学生去企业又觉得学非所用，这显然是职业教育的失职，而职业教育的失职显然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偏差有关。教育的公共投资本来就不足，而这种总量不大的教育经费又被高等教育所挤占，近年农村教育问题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教育经费的走向更是与职业教育渐行渐远，这样的格局是非常危险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高级技工所占比例仅为百分之三点五，发达国家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差距显而易见。企业要完成结构性调整，产品要升级换代，都必须依赖技术型人才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我国每年有一千四百多万下岗和失业人员，农村还有一点六亿以上需要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这都是一些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当然是教育，而且主要是职业教育。因为不论我们的高等教育以何种速度发展，高等学校都无法解决如此规模人群的教育问题。
目前的问题是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地位太低。在以普通教育为主体的制度中，所有人都挤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条独木桥上厮杀，升学率成为了衡量学校教育的惟一标准，能不能考上好的大学则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志。也只有这一条道被视为正道，而别的道路都只能说是“离经叛道”或“不走正道”，职业学校则成为了收集这些被普通教育淘汰的差生的地方。学生不愿学，教师水平低，加上办学经费也极度缺乏，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职业教育的现状严重地挑战了教育公平的理性。在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普通教育及其他学校教育一般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能够在义务教育期满后留在普通教育制度内继续学习的人群非常有限，而职业教育的目标人群则要广泛得多。职业教育既包含职业学历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还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等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它可以是职前的学历性教育，可以是在职人员的提高性教育，可以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教育，还可以是行业、系统内部的专门性教育。从受教育者来说，在他的一生中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多次的。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就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应该按平等的原则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身上，罗尔斯认为至少在某一阶段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方式，用对待强势和弱势的不平等的手段达到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这样的主张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天赋、个性乃至享有的教育资源都不同，因而一个人的价值也就很难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好的教育制度应该以人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智力、个性差异和性格特征，因材施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不同的人提供广阔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成员在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一种全面的、终生持续不断的经历，而不是把教育单纯看作是一种达到某些目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不再将职教和普教视为等级、智力上的区别，而将其理解为分工的不同和人才规格、人才类型的区别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才真正具有可能。
职业教育既是全民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终身教育这种现代理念的体现。进入二十一世纪，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知识的总量急剧增加，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将每个人的一生分为泾渭分明的学习和工作两个阶段已经完全不适用了。现代人必须有能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抓住和利用各种机会，去更新、深化和进一步充实最初获得的知识，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也因此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职业教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担负起了终身教育这一有关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责任。要理解这一点，习惯于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中国人尤其需要改变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发展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制度恰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的支持，理想的职业教育通过适当的形式和方法，帮助人在一生中保持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连续性、适应性和前瞻性。此外，职业教育使教育走入了大众的生活，普及到最普通的劳动群众。今天的职业教育向所有的人开放，无论你先前受过怎样的教育，拥有怎样的经验，也无论你现在在职与否，职位高低，职业教育都能为你提供所需的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日益丰富的内容，日益多样的形式，为更多人的发展提供服务，为所有的人提供学习的可能和提高的机会，为所有的人提供提高知识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很自然，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实践形式。
遗憾的是，目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教育，显然无法承担如此重要的功能。究其原因，既有观念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制度方面的建设尤为重要，只要我们认可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有关，我们就有理由要求政府的强力介入，不能把职业教育的发展完全交付给市场。当然，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建设，又确实需要我们首先在观念上形成突破，产生新的共识。
台北即景（1998）
？ 杨 晖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