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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的人心并不倾向革命，赞成革命者甚少。孙中山追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顾忌。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15〕而且，革命失败后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以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6〕。此时处于革命的艰难时期。孙中山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基、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又有保皇党发生，与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武装反清，在当时人看来，无异于“作乱谋反”，以致“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孙中山虽在海外不辞劳苦，热心鼓动，却鲜有效果。当时在欧洲的华侨很少，难以开展革命活动，“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17〕。在各种力量沉寂之时，孙中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有着反清传统的会党身上。因为会党一般总是处于统治者的对立面，且反清余绪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时断时续地延续着。孙中山说：“余所持之主义，能相喻者，不过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于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从联络会党入手。”〔18〕“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19〕
从主观方面来说，孙中山的思想尚未成熟。即以“革命党”一词，也是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等流亡海外，在神户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脑孙逸仙抵日”，他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0〕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尚不系统，还没有完善。孙中山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21〕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客观革命形势的成熟，还要有相当的革命主观力量的凝聚，而这些条件都要等到孙中山和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之后才真正实现。
然而，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举步维艰之时，国内形势逐渐地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影响人心和形势甚大的士大夫的思想转变。
甲午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为之一变，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22〕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肯定了西学的使用价值。西学正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提倡。
庚子之后，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重大的权势转移，整个思想界由对旧的迷恋转移到对新的崇拜，尊西风行。海关的报道指出：“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及商人阶级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方的人几乎不见了。”〔23〕
思想一变，其他一切随之而变，尤其是评判事物的标准。对于革命，人们的看法也已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说，“经此失败而后（指惠州起义），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24〕。形势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转机，尤其是士大夫和留学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同情。“庚子以后，满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忧时感愤，负笈欧、美、日本者日众；而内地变法自强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于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动念矣！”〔25〕“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26〕。此时，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把君主和国家划分开来，由忠君转向爱国，从对于皇权的依附状态转而倾向于独立人格的寻求。
清政府对于西方的态度也幡然转化，被迫采取了一些学习西方的举措。随着新政的推行，急需大量的西式人才，派遣留学、奖励留学成为达此目的的捷径。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尤以留日学生的数量为最，1905年时约有八千人之多。而正是这些沐欧风浴美雨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同时，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其中一部分还承担起了启蒙国民的使命，把大量的西方的思想、观念通过种种方式传播到国内。实藤惠秀说，留日学生的“另一种大事业是经营杂志，其中虽亦有少数是纯学术的，一般而言都是介绍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的杂志”〔27〕。
一部分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还成立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岳王会等。这说明，革命的形势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不仅弥漫着革命的情绪，还有很强的付诸实践的决心和行动。
孙中山对于这时留学界的变化是有所了解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宣传方面的成绩与贡献。孙中山说：“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而戢元丞、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生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相同矣。”〔28〕
“孙中山自1901年至1903年间已经开始注意和留日学生界的接触，把视线移向留学生，而留学生也在由爱国进向革命的过程中，开始向孙中山靠拢。其中一批思想激进的活跃人物更是把孙中山看作革命的前驱，对他表示了敬佩和理解。但是，整体上说，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双向交流，还只处在彼此加强了解和同情的初始阶段，没有进入到水乳交融的、志同道合、相互结合、统而共之的阶段”〔29〕。由于自己过去遭受的挫折和失败的经历，孙中山也不免有自己的顾虑。因为广州起义时，一百五十三名兴中会成员当中，“只有朱淇一人是有功名的，然而有趣的是，他的绅士身份正是这次密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0〕。知识分子对于孙中山的认识也还存在许多误解与偏差。吴稚晖回忆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31〕消除误解与偏见需要双方加强了解和沟通。相对说来，知识分子有较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对于孙中山，他们要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才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孙中山对于新型知识分子的吸引也要有理论上的完整性和实现革命的规划。这一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已经成熟，这就改变了孙中山原来在他们心中类似造反者的形象，而是一个有勇气、有毅力、有革命理想的先驱者，可以引导青年的革命前辈。在知识分子实现转变的过程中，孙中山无疑是他们的榜样；在革命同志中，孙中山无疑是前辈。于是，在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孙中山的形象成为革命的象征。
双方接触和解除误解的时机终于到来了。1905年春，孙中山再次到达欧洲，经过激烈的辩论，孙中山部分改变了“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的经验性认识，他同意：“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32〕孙中山容纳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接受了孙中山，于是同盟会的建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次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次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之始”〔33〕。
知识分子通过切实地了解和亲身地体会，抛弃了原来的误解。胡汉民回忆当时的情景：1905年，得知同盟会成立后，“余等未见先生时，几疑先生未汉高、明太一流；及亲闻先生之议论，与见其处事接物之态度，不涉矜持、而自然高尚博大，乃叹其素养为不可及。先生与人，从不作一寒暄敷衍语，而涉于革命各种问题，则教人不倦，辄忘寝食”。“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之指导。先生为同志言一问题，必就实际上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