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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的革命团体里，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薛君度先生指出：“至于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却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一，他是革命先进，先知先觉，经验丰富。第二，他是广东人，同海外华侨团体联系密切，活动筹款，非他莫办。第三，他对西方情况，较其他任何人都更熟悉。那时的革命理想，推翻清朝后所要成立的政权，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作为榜样的。第四，他年纪较大。同盟会成立时，他快满三十九岁，黄公三十一，胡汉民二十六，宋教仁二十三，汪精卫二十一。其余绝大多数会员，都是热情青年。”〔35〕
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产物，这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好像百川纳海一样，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领导团体，使得中国内部的革命力量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巨流，从此开始了有目的、有步骤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从此，革命开始有了质的飞跃，不再仅仅是前驱者的呐喊与奋斗，革命成了爱国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目标。同盟会的成立，改变了原来主要依靠会党的激情式的冲击，开始了对清王朝的持续打击。从此，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不几年，武昌首义，各省响应，清王朝卒至灭亡，真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注释：
〔1〕《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2〕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23页。
〔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4页。
〔4〕余英时：《从思想史角度看辛亥革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进委员会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7编，《辛亥革命》（上），第3页。孙中山先生受其他人的影响是否很大，是一个值得再探讨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接受完整的传统教育则是不争的事实。
〔5〕《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9页。
〔6〕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1916年8月19日，转引自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
〔7〕《胡适的日记》第8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之《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9〕《康有为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2页。
〔10〕〔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梁启超论清学术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3页。
〔12〕〔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282页。
〔13〕〔30〕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4〕〔3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189页。
〔15〕〔16〕〔17〕〔21〕〔24〕〔26〕〔28〕〔33〕《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230、235、233、232、235、235～236、235～236、237页。
〔18〕〔25〕《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64页。
〔2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3〕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27〕（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45页。
〔29〕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31〕《吴稚晖全集》，转引自《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92页。
〔32〕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第256页。
〔34〕《胡汉民自传》，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辑，第13～14页。
陈省身的“强国”信念
？ 王 昊
二十世纪以来，“醒狮”、“巨人”、“雄鸡”似乎一直是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而且这种极具隐喻色彩的想象已经渗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无论长幼，不分贵贱，人们对于中国一定要强大、一定能强大始终坚信不移。
2004年12月3日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天津逝世，这位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老人至死仍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没能看到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出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当年陈氏的这一预言，曾被誉为“陈省身猜想”，一经传出便不断引来世人关注的目光。直至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人们终于看到了“陈氏猜想”的完美证明。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省身再次直言：“我想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数学大国之外大家都喜欢用数学强国，但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还要些时间。”〔1〕
在时下中国的各类媒体上，有两个词十分抢眼，那就是“强国”和“大国”。无论是被单独使用，还是二者相并出现，它们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轻轻键入“强国”这个词，便会得到近十万项与“强国”相关的查询结果，“大国”一词则更不必提，搜索结果早已远远超出十万项。不过，对于“强国”与“大国”的区别，国人看得还是比较清楚。诸如，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是个电信大国，但还不是电信强国”、“是个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之类的言说比比皆是。可见，在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今天，国人心中对“大国”和“强国”的区别依旧有着明确的心理尺度。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次直面几乎使人心理崩溃的家国危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种种屈辱姑且不说，就是在所谓的洋务自强运动之后，中国还不断遭到强国侵凌。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威海易帜、瓜分狂潮、军阀混战、强敌入侵，连连厄运不给中国人一丝喘息的机会。海外华人，尤其是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更是饱受异族歧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每临变局，尤感孤立无援，缺少精神寄托之所的心理恐惧和无安全感的无助感受不断袭来，其身心痛楚可想而知。强国信念所以能深深根植于几代中国人的脑际和心底，这源于人们对百数十年来处在亡国灭种等多重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
多少年来，几代中国人在不停地追问，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陈省身先生生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组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主持人问：那您能回答我，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是教育体制啊，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缺人才像您、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数学水平会比较落后呢？陈先生大致讲了下面一段话：
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比方说有些外国人如果到了天津，他可以说研究天津有什么小虫子。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很实际，如果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个深圳、纽约的股票怎么样？大家有兴趣。因为你投资了之后，立刻就会变成钱，当然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天津有什么小虫，可以很值得研究，把它完全研究一下，或者小的植物，比方像我们南开大学，也有相当大的校园。校园里头有什么样的花是好看的？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引起孩子、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有人针对陈先生所论阐述个人看法，认为“对昆虫感兴趣的，在中国也不乏其人，但多把昆虫当成圈养的玩物。真正对昆虫的习性做研究，而没有功利目的的，从古至今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当前，从一些部门领导到一些媒体，也是捧大官、大腕、大款者居多”〔2〕。追捧流俗，崇尚奢侈，鄙视清贫和俭朴，正是导致教育中诸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虽然，关注和倡议振兴教育和学术者甚多，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强种”、“智民”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所极力倡导的两大“强国”手段，而此二者必须依托教育。因此，百数十年来，教育不仅关乎国运，更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强国梦想。“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觉醒的先行者们大都走上的是教育救国之路，这条路是强国的通衢，但这条路也是一条撒满血泪的路。1934年1月15日，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央纪念周上讲述了他在主持当时国民政府留学考试时的一段经历。这段话大致如下：
“张居正是什么人？”有人答：“司法院长”。又问“于谦是什么人？”有人答道：“监察院长”。另问一人“井田是一种什么制度？”他说“是日本人”。更问道“赤峰在何处？”他说“赤峰是日本的一个海岛”。我们不禁喟然长叹，知道热河之亡，不只是亡于汤玉麟。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赤峰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还不该亡吗？
可以想象，罗家伦在说下这番话时，其内心是何等的沉痛。古人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而未等到敌人的毁史，国人自先数典忘祖，这种现象特别让人痛彻心肺。罗氏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现状，往往就是过去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中国的情形，正可以是十年以前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映。”此言不虚。罗家伦这一声悠悠的叹息，蕴涵了深深的悲楚，这一声长叹也穿过历史时空，直逼来者，震颤来者之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不时地要面对一些尴尬的事件和沉痛的事实：某体育明星不知何为“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某影视明星身着日军军旗装束现世、歌手大奖赛上不少选手对中国历史常识表现出的无知等等，而这些人大都是正在受着、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抗日战争胜利了，可留给中国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仍旧是六十年的沉痛和教训。
陈省身生前极为关注中国学术和教育，他多次呼吁学者要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