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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长骑进行有限制的贸易活动；中国的船只只许到长崎；在长崎港辟出一
小块地方，由葡萄牙商人居住，他们的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对于西班牙，
幕府曾打算远征吕宋，以便根绝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的基地，并已要求荷兰
借用军舰，准备实施该计划。只是因为发生了岛原事件，事情才被搁下。
1637年，岛原半岛知天草岛的基督教徒发动起义。这次起义以基督教徒
反迫害为旗号，实则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两地原来的领主有马晴信和小西
行长都是基督教徒。按德川幕府的藩主轮换制度，换为新领主松仓重政和寺
泽广高。这两个人都是禁教派人士，开始大肆镇压基督教，激起两地基督教
徒 （主要是农民）的强烈反抗。幕府派特使纠集临近各藩兵力，到第二年，
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对幕府的震动很大，决心采取更严厉的禁教措
施，包括在前面提到的“踏绘”、“寺请证文”等，同时开始全面的“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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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由此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是为日本近代史上的锁国时期。
日本之所以实行锁国，除为了扼杀基督教外，也是幕府要削弱地方藩主的势
力，由幕府垄断全国贸易。因为，各地方藩主一直没有放弃积蓄自己力量的
机会，特别是西日本的大名们，通过对外贸易而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为了贸
易的顺利进行，不少成为基督教徒。所以，禁基督教，一是针对地方诸侯的，
二是针对农民的。总之，是为了强化幕府的集权统治。然而，禁教也好，全
面的锁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地根绝天主教的影响，各地仍有天主教徒在活
动。
19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国内政界和知识界的思想
发生了变化，开始松动锁国政策，并逐渐转为所谓开国。1854年3月，日美
两国签定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年10月，日本与英国签定“约定”；
1855年2月，日俄签定友好条约；1856年1月，日本与荷兰也签定了条约。
这是经200年的锁国，西方国家敲开日本国门的开始。不久之后的1858年，
日本先后又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些条约的基
本内容大体相同，主要包括：第一，相互承认外交使节驻于首都和领事、总
领事驻于开放的港口；第二，同意开放日本的5个港口 （箱馆、神奈川、长
崎、新潟、兵库）和2座城市 （江户、大阪）进行贸易；第三，承认自由贸
易原则，不允许日本独立决定关税，5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第四，
①
允许为居住日本的外国人建立教堂，废止“踏绘”。条约中关于基督教的条
款还算不上解除禁教令 （正式解除禁教令是明治时期的1872年，1889年制
定帝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在日本人中间传教仍然受到压制。但是，
基督教在日本国土上必竟已成为合法的事情，基督教新教各派也开始进入日
本，俄国人则带进了东正教。这些教徒按条约规定只能在规定的地域内活动，
但是，他们带来的经书还是流传到日本社会上。日本的新教史学者小泽三郎
写到：“锁国被解除，长崎的会所贸易被破坏，各港口自由贸易的出现，从
根本上破坏了作为禁教政策的命根子——对舶来书籍的检查制度，……这
样，关着的大门被打开，在华耶稣教传教士的著译源源流入日本，这对维新
①
前后的日本文化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些中译本的《圣经》、《圣经
选》以及其他的西方科学和学术著作，培养了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观念的新
一代日本人，新岛襄（1843—1890年）就是他们中著名的一个。他不认为日
本与5国的通商条约规定的开港开市就是开国，而是怀着追求自由的愿望，
于1864年冒险偷渡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学习神学，重回日本后，曾创建同志
社和同志社大学，从事育英传道工作，作为日本人基督教会的创始人。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近代史上，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大体如上所述。
※ ※ ※ ※
在世界史研究中，不少人喜欢对中日两国做比较研究，直到现在，我们
国内也常见到运用这种方法的情况。如果将两国应答基督教的历史比较一
下，确能发现不少有益的东西。
表面上看，中日两国对基督教的反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传入的时间大
体同时，将基督教最先带入两国的传教士都是那个耶稣会的沙勿略。随之，
两国都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266—267 页。
①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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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国对待基督教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围绕基督教而对西方文
明的态度也不一样，因而后果也就大不相同，这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已明白无
误地显示出来。
从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基础上看，在日本，最先接受基督教的是地方诸侯
和农民。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构成了接纳基督教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像
新岛襄那样的一些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研究，而不是在家里坐等上门。
这些社会势力所以接纳基督教的心态，农民们主要因经受战国之乱后，
寻求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其次，基督教所宣扬的世人平等的观念，迎合了
农民们反抗封建的等级身分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心理。至于那些“基督教
大名”，他们多是出于贸易的需要才信奉基督教的。这些地方诸侯扩充自己
的势力（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心愿），在幕府的严格控制下，除了与国外保
持贸易联系，简直就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西方国家在传教问题上就完全
可以打出贸易这张牌。想进行贸易吗？你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你要拒绝基督
教，就不与你通商。不但对地方诸侯，就是对幕府，这张牌也很有效。
近代日本的知识阶层很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佛教和儒教的
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江户时代之前，是佛儒并举，以佛教为主。江户时代，
是佛儒并举，以儒为主。不过，日本历史上的各代都是将佛儒当作知识的总
汇来看的。德川幕府支持儒教，将它树为官学，主要是看重儒教的纲常伦理
观念，认为它能加强幕府确立的封建等级秩序。而知识分子们还从中发掘出
一种自立自强的正统观念。他们力图摆脱佛儒的荫庇，在政治实践上，则要
摆脱臣服于中国，自为东夷的历史，与中国 （明、清）分庭抗礼，甚至要颠
倒过来，企图高居于中国之上。所以，日本国儒学绝不同于中国的儒学。后
来，干脆就连儒学这种形式、语言也不想要了，国学和复古神道的影响越来
越大。这种被称为日本主义的思潮，是支配江户时代以至明治时代日本历史
的基本精神因素。日本主义已对儒学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腐儒庸医，
无实用价值。开始时，儒学家们还曾利用儒家的正统华夷观念，说明日本是
世界的中心，中国则是“西藩”。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分子，就抛弃了这
种井蛙观天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每一国都可称为中心，实际上就
否认了华夷之分，承认各国平等竞争的观念。而竞争要靠实力，提高实力，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靠对外贸易，二靠新的知识和实用技术，这两条都离
不开西方国家 （中日官方贸易自明后期就已中断）。对基督教，日本主义者
不感兴趣，这可能因为他们根据接纳佛教和儒教的历史，担心再会受制于人，
这当与日本主义的目标不符。
德川幕府基本上是认同日本主义的。不过，它还得顾及另外的问题——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幕府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一是地方大名，二是
农民，三是天皇皇室。幕府采取一切措施尽力消除这些势力。它让皇室专心
于学问，这学问不是实用知识和政治，而是指佛教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它鼓
励皇室念佛诵经，建寺院，吟歌观舞，但不允许皇室干予政治。对地方诸侯
和农民，幕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而垄断贸易和禁基督教，也是为了削
弱这两股力量的。
日本200多年的锁国不是中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它的岛国的地理
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可以说，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本就不能生存，
整个日本的历史就表明这一点，更不要说提高实力了。对此，德川幕府也是
很清楚的。所以，锁国只是由幕府统制与外部的联系，包括贸易和信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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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地方势力单独与外部世界接触。
贸易，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禁止基督教，这是摆在幕府决策者们面前
的三个棘手问题。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幕府取了禁教一头儿，为此，
就不得不在贸易上有所损失。弥补的办法是力图达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
对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一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
强了。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振兴俄国的例子，满清政府固步自封，对西方势
力盲目抵制—退让—再抵制—再退让，逐步丧失主权的情况，对日本人的振
动都很大。他们想效仿俄国，避免中国的结局。所以，即使锁国，也要尽一
切可能了解外部世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新井白石，甚至不放过审讯被捕传
教士的机会，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知识界中也普遍出现一股兰学 （学习和
研究荷兰）、洋学 （学习和研究英、美等西方各国）热。西方近代的科学知
识，包括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都引
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幕府决策者大概也发现严厉的锁国政策给学习外国、获
取新知识带来很大不便，在禁教不禁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放宽了书籍的进
口，允许与基督教无关的洋书进入日本。这一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但
表现在经济上、技术上，近代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渗入人们的心灵，慢慢地
冲击着传统观念的大坝。新岛襄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他对社会上暗杀争斗
的混乱状况很不满，对等级身分制的不平等更感到可厌。通过兰学，新岛襄
接触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看到荷兰的军舰，对比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