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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舛�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甚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聩聩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然此是旁论，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但此时吾辈正经之事，乃是区别国家。而所以为区别者，即在政府所事不事之异同，然欲观所事不事，须先察一切政府所共事之事。所共事之事，则所谓政府之天职是已。粗而举之，则海陆之兵也。兵者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也，静则为守，动则为攻。故定和战者，其权必属于政府。其次莫如刑，西国刑权独立，此是最后之事，其初则政府主之，所以锄强梗、诘奸欺，以保民之身家者。刑法而外，则有民法。民法所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此皆荦荦大端，政府所同事者。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虽然，政府进矣，而民群亦进。民群进者，职业弥繁，而通功易事之局大也。产业降殊，力作亦异。譬如初级社会，其始皆农也，皆兵也，其产业大较皆田宅耳。时有百工，则禄以代耕，为社会所共养者。浸假或速或迟，此局必变，于是实业繁兴，其相待日益复杂。有制造、有通商，而母财之积日多；产业不止田宅，一切可动之浮产亦兴；圜法乃立，钱币乃行，而又有以信用行，而代表钱币者，则为楮钞；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凡此皆民群演进之现象也。虽其事不必关于政令，而政治界之问题，往往因之而异。当一事之出也，有问者曰：此宜为政府所放任而听民自由乎？抑政府所宜干涉，而为之立法制耶？譬如通商，宜因之而立商部乎？假于文学，将因之立文部乎？凡此问题，其于各国也，有然有否。于是其政府之职业异，而政府之性情有时亦从以异。斯类别见矣。
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War state，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Law State，Der Rechstaat，商政府Trade State，Der Handelsstaat警察政府Police state，Der Polizeistaat，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Culture State，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