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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可拿到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薪俸，又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于是，他便
收藏起拿破仑和卢梭的书籍，日夜攻读他十分讨厌的拉丁文和神学，并把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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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哀笔下的伪君子答尔丢夫奉为自己的生活导师，决心要在复辟时代披荆斩
棘，闯出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路来。为摆脱家庭歧视和筹集“完成我的学业”
所必需的资金，他先是应邀到资产阶级新贵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这
时，他还满怀维护平民尊严，敌视贵族欺压，憎恨社会污秽的反抗情绪，但
跟善良受压的市长夫人的半是同情半是报复的暧昧关系被揭穿后，他便只得
揣着业师西朗神父的介绍信转到人间地狱般的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在这里，
他尽管一进门就被阴森冷峻的环境吓得晕倒在地，但仍很快用假虔诚和背得
滚瓜烂熟的《圣经》知识，博得院长彼拉神父的信赖，当上了神学课辅导教
师，并开始设想“在未来的神父中，我将是一个主教”。可是不久彼拉神父
被教会内另一派排挤去职，他又只得经彼拉推荐到巴黎给大贵族木尔侯爵当
私人秘书。这时，他感到已攀登到权势的门口，因而一方面废寝忘食地为侯
爵工作，甚至应命列席木尔召开的反革命秘密会议，并冒险到英国为他传递
消息；一方面利用侯爵小姐玛特儿的幻想和虚荣心，挖空心思地去“征服”
她和巩固她的爱情。当他从侯爵那里取得贵族头衔、军官委任和大批钱财、
领地，并盘算着成为侯爵女婿和“三十岁当上司令”时，贵族和教会诱逼德·瑞
那夫人写来了他的“揭发信”，侯爵终把他一脚踢出门外。绝望之下，他跑
回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自己则投身监牢，坐待就戮。
小说通过主人公于莲的个人奋斗历程，广泛描绘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
法国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不仅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反动和教会僧侣的卑鄙奸
诈，同时也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深重、灾难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呼声。从性
质上看，它简直就是一部展现法国七月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的具
有鲜明反复辟倾向的社会史诗。不过，主人公于莲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赞誉
①
的那样“是丹东”，“是革命”；他的个人奋斗本身也并非“是一个平民对
②
富有者、特权者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行为也不能一般地说是“既有反抗
③
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从他的阶级地位、社会影响及整个奋斗历程看，
他只是一个既受压抑又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个人奋斗典型。
他走的是一条从羡慕穿红色将军服到争穿黑色大袈裟，再成为贵族牺牲品的
生活道路；经历的是一个从充满抗议情绪到投靠反动统治者，再到因绝望而
愤慨和就戮的发展过程。他的认识意义在于，通过他的遭遇，我们不但看到
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同时也看到了阶级壁垒的分明和森严。贵族资产阶
级可以“赏识”平民的才干，也需要利用平民的才干，但决不容许平民跨进
他们的阶级壁垒。而于连的结局则清楚地表明，在当时，个人奋斗道路根本
是走不通的。
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在戏剧性场面
中展现了细腻生动的心理分析。小说按主人公经历，挨次描写了唯利是图的
维立叶尔，人间地狱般的贝尚松神学院和“阴谋与伪善中心”的巴黎这三个
典型环境，并使于连在这三个环境中点染变化，溶铸成一个不择手段向上爬
的典型人物。它还安排了诸如于莲偷捏德·瑞那市长夫人手，于莲到喳列诺
家赴宴，于莲赴玛特儿约会，于连在狱中拒绝救援……等众多戏剧性场面，
并使于莲的有关紧张、执着、鄙夷、绝望的心理状态，玛特儿的浪漫轻率性
① 多宾：《生活素材和艺术情节》，《译文》，1956 年第8 期。
② 阿尔达莫诺夫：《司汤达》，新文艺出版社1958 年版，第65 页。
③ 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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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哇列诺的鄙俗自得神情，都从中得到生动刻画和充分展示。这一切，正
切合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论断，也显示了巴尔扎克认为司汤达的“观念富有
戏剧性”的艺术赞誉。因此， 《红与黑》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手段方面，
都堪称是法国乃至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2）巴尔扎克
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
—1850），是一个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作品中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
法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生活在法国历史上最激烈动荡的年代，直接感受到了
1789到1814年的革命时代波涛，又亲身经历了王政复辟和七月王朝的两种
统治，还耳闻目睹了1832、1834和1848年的历次工人运动。因此，他不仅
能形象具体地理解封建阶级的挣扎、毁灭和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
卑鄙、丑恶，同时也不能不多少看到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斗争。此外，他那曲
折沉浮的经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对他深入认识和表现生活，也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和巨大帮助。
他出生在图尔市的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农民，父亲原也是农
民，但能写会算，又善于钻营，后来竟先后当上了拿破仑军队的军粮处官员
和图尔市市长，还跟银行家的女儿结婚，成了富裕的资产者。1818年他随父
亲来到巴黎，被安排进法科学校学法律，兼在一律师事务所当见习生。但从
小酷爱文学的巴尔扎克却总去巴黎大学听文学讲座，毕业后更违背父母要他
当律师的意愿，选择了艰难困苦的搞文学创作的道路。1819年8月，他在几
乎跟父母闹翻的情况下，毅然搬进贫民区的公寓阁楼，开始了他那半饥半饱，
一面拼命读书，一面拼命写作的艰苦奋斗生活。他起初写悲剧，接着又写志
怪浪漫体小说，遭失败后，又从1825年起涉足商业，借钱搞出版事业或筹资
去非洲开采已废弃的银矿，受尽欺诈愚弄，以致债台高筑，终生困窘。直到
1829年，他在大量阅读历史文献和亲自到实地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写出描写共
和军镇压保皇党叛乱的长篇小说《朱安党》后，他才走上了辉煌的现实主义
创作道路。从1829到1848年，他以惊人的速度和毅力，接连不断地写出了
90多部小说和大量随笔、论文、书信。他经常连续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还经常到被描写事件的发生地去进行调查访问，对写出的书稿也总是改了又
改，有时付出的改版赔偿费竟比拿到的稿费还多。他还在自己简陋住所的墙
壁上挂着一尊拿破仑小像，下面用硬纸片写上“彼以剑锋所未竟之事业，我
将以笔锋竟之”的豪言壮语，立志成为驰名世界的拿破仑式的文学家。长年
累月的辛勤劳动损害了他的强壮体格，1850年8月他终因心脏病发作而英年
逝世。在几乎倾城出动的送葬集会上，著名作家雨果概括巴尔扎克的伟大一
生说：“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从今以后，
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①
作为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生活在复杂动荡时代、又长期在社会上挣扎沉
浮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尽管充满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一
方面崇奉启蒙、共和信念，钻研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宣
②
布“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一方面痛
①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载《文艺理论译丛》第2 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43 页。
②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载《文艺理论译丛》第2 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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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金融资产阶级专政，揭露贵族阶级腐朽无能，深切同情劳动人民苦难；一
方面又对中央集权和发展实业的君主立宪政体长期向往，对贵族阶级的历史
衰亡始终同情，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缺乏正确理解。但其主导的思想立场，
仍表现为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贵族共和派，再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曲折向上
的发展趋势。他尽管没留下专门、系统的文学论著，但他在一些序、跋、前
言、书信、书评中提出的文艺观，如以“再现自然”代替19世纪前统治欧洲
文坛的“模仿自然”，主张文学典型应是偶然与必然或个性与共性的的辩证
统一，作家应以分析社会和评判历史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等，却奠定了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
巴尔扎克把自己1829年以后的作品总名为《人间喜剧》，立意要完成一
部描写19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他原计划写140多部小说，塑造四
五千个突出人物，现完成的长中短篇也已达96部，人物超过2000个。在这
里，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至1848年这一
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其中心图画，是资产阶级和贵族
阶级的历史兴衰。其基本动力，是金钱的罪恶作用。其基本手段，是诈骗逼
攻、巧取豪夺。在 《古物陈列室》（1838）、《高老头》（1834）、《弃妇》
（1832）、《农民》（1844）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贵族阶级已成了只具陈列
价值的古物、徒有虚名的弃妇、或被人围追的“海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
逼攻下，或屈膝投降（德斯格里昂侯爵），或一再被弃（鲍赛昂子爵夫人），
或全线溃退 （蒙戈奈伯爵）。而资产阶级却趾高气扬（古瓦西埃），出尽风
头（但斐纳姐妹）和节节胜利（里谷等人）。在《高利贷者》（1830）、《欧
也妮·葛朗台》（1833）、《纽沁根银行》（1837）、《皮罗多盛衰记》（1837）
等作品中，我们还看到刻意盘剥的高利贷者自称是“人类命运的主宰”（高
布赛克），投机钻营的暴发户的一切言行都成了地方上的金科玉律 （葛朗台
老头），乘人之危的金融寡头俨然是国家无冕帝王 （格来兄弟），坑蒙诈骗
的银行左右着社会的经济命脉（纽沁根）。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