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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行刺，再后，当爱思美拉尔达仍拒不就范时，便串通法院诬她为杀人女
巫，并判处她绞刑。当爱斯美拉尔达被喀西莫多在临刑时救进巴黎圣母院，
流浪人群前来围攻、解救爱思美拉尔达时，他还趁机对她进行要挟、威胁、
致被撞钟人喀西莫多识破本质，推下钟楼摔死。最后，流浪人群被国王派兵
镇压，爱思美拉尔达被再次送上绞架，喀西莫多则躺在爱斯美拉尔达的尸体
旁悄然灰化。小说的批判矛头虽广及法庭的荒谬和国王的残暴，但主要却指
向以克洛德为代表的教会的虚伪和阴险。通过克洛德把对爱思美拉尔达的疯
狂占有欲变为疯狂迫害及他担任圣职后灵魂逐步由善变恶的描写，小说不但
把克洛德写成宗教伪善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它的受害者；教会不但是虚伪、
阴险的渊薮，而且还是扼杀善良人性的摇篮。小说通篇展现为典型的浪漫主
义的非凡环境 （中世纪的巴黎和宗教狂欢场面等），非凡的人物（传奇性的
克洛德、喀西莫多、爱思美拉尔达等），离奇的情节（克洛德对爱斯美拉尔
达的追逐迫害，爱思美拉尔达的身世经历等）和夸张的对比手法（美则绝美、
丑则极丑等），使小说一直笼罩在主观幻想的气氛中。此外，在人物形象塑
造上，小说所展现的一切以爱思美拉尔达为中心的多层轴心结构和内外对比
手法，也显示了作者的罕见的精湛艺术匠心。
40年代雨果因政治上与七月王朝妥协，思想趋于保守、消沉、充满神秘
主义的剧本《卫戌宫》（1843）上演失败后，将近十年不再提笔。但 1848
年革命和1852年的波拿巴政变后，他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不但深度、
广度都是大为加强，艺术方法也明显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转
换。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痛斥“犹大”或“暴君”拿破仑三世及其党羽的政
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3），描写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著名长篇小说《悲
惨世界》（1862），描写渔民跟大自然顽强搏斗及其高尚品质的长篇小说《海
上劳工》（1866），揭露英国贵族阴险残暴的长篇小说《笑面人》（1869），
谴责德国侵略暴行的诗集《凶年集》（1872），以及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共
和国军队镇压反革命叛乱的长篇小说《九三年》等。这些作品对现实的批判
揭露比前期更广、更深，但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也表露得更
为鲜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创作时间前后长达20年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丰富多采的创
作中的代表作。小说的贯穿情节是苦役犯冉阿让、女工芳汀及其女儿珂赛特
的悲惨遭遇。贫农出身的零工冉阿让只因偷了一块面包去养活姐姐的挨饥的
孩子，便被抓起来服苦役19年。后来他化名马德兰，劳动致富，全心救助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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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民，还到法庭解救被错认的囚犯，但仍被判苦役终身。芳汀因被浪荡公
子诱骗生下一个女儿，便被社会剥夺了做工的权利。为养活女儿，她受尽凌
辱，被迫卖身，在极度思念女儿中生病死去。而她的女儿珂赛特名为在德纳
第家寄养，实为德纳第敲诈勒索芳汀的把柄和挨打受累的贱奴，年仅6岁便
承担起种种力不胜任的杂务，后幸得冉阿让舍身救助才得逃脱虎口。小说广
泛反映了从拿破仑专政到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深刻揭露
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的不公，震撼人心地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同
时也鲜明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的有力和空想。作者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
去认识和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不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
的罪恶画卷；另方面又把人道主义的仁爱和感化当作解决社会黑暗的药方，
写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写警长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
心发现，投河自尽；还写同情革命的贵族青年马里于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幡
然忏悔。似乎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任何人都可弃恶从善，任何社
会黑暗便可随之消融。这一切，既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深刻和有力，也表
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软弱和空想。不过，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雨果从革
命是走向光明“所必须缴纳的通行证”的认识出发，对起义者的英勇献身精
神，仍进行了热情歌颂。
小说的主要情节，如冉阿让的遭遇、芳汀的命运、德纳第的狡赖、滑铁
卢和巴黎街垒的战斗……等，都是十分切近现实的现实主义场景，而小说的
许多场面和人物性格，如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越墙避捕碰到的人恰是受过他恩
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从街垒上救出了马里于斯在地下水道中碰到的人又恰
是坏蛋德纳第，以及冉阿让能独力托起满载的马车，能从战舰高桅跳海逃脱，
能徒手攀登悬崖峭壁……等，又都鲜明地具有离奇巧合和非凡性格的浪漫主
义特征。此外，监狱、牧场、下水道等非凡环境的着意描写，象征和对比手
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小说始终笼罩在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氛中。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尖锐
矛盾的最突出体现。小说揭示了反革命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引狼入室、烧杀
掳掠、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和刽子手本质，歌颂了共和军司令郭文和政务委员
西穆尔登的智勇双全、矢忠革命、坚守原则的人民英雄特征。但当革命军节
节胜利，最后把朗特纳克匪帮包围在一座古堡里，朗特纳克也伺机从地道里
逃脱时，小说却描写朗特纳克被一个母亲的呼救声所感动，为从大火中救出
被他从革命军中抢来作人质的三个小孩而返回被捕。出于对朗特纳克的这种
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郭文竟半夜私自把他放走。西穆尔登为维护革命纪律
不得不下令枪毙郭文，但同样出于对郭文的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在行刑的
枪声打响时，他也开枪自杀。这样，雨果主观上尽管意在宣扬“在绝对正确
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对革命行
动的贬抑，而且出现了革命者主动放走反革命元凶和自我处死革命首领的荒
谬现象。
（2）乔治·桑
跟雨果的基于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不同，把艺术看成是“情感和爱的使
命”的女作家乔治·桑 （1804—1876），在作品中所展示的则是牧歌式的民
主主义。
乔治·桑出身金融贵族家庭，在巴黎近郊田园牧歌情调浓烈的诺昂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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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长大，极赞赏卢梭崇拜大自然的主张，从小惯于孤独的内心冥想。她 21
岁跟丈夫杜德望男爵分居后不久便到巴黎专门从事写作，一方面放任被压抑
的热情和自由追求，跟诗人于勒·桑、缪塞、音乐家萧邦等产生情天恨海、
悲欢离合的浪漫关系；一方面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宣扬人民至上、阶
级平等、阶级妥协和道德更新。1848年六月革命的失败和1851年的波拿巴
政变，使她的理想完全破灭。于是，晚年迁居乡下，从事面壁虚构的浪漫传
奇小说。
乔治·桑的作品虽缺乏雨果、巴尔扎克等法国一流作家作品的深刻意义，
但却别具一格。她的作品多达105卷，有戏剧、散文、书简，但主体是小说。
她的早期小说，如《印第安娜》（1831）、《华朗丁》（1832）、《雷丽亚》
（1833）等，多是纯粹以个人爱情为主题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们几乎不从
事任何事业，除恋爱外也没有任何目标。她们满怀幸福的憧憬和激情，舍生
忘死地去追求理想的爱情，但面对社会偏见或根本不值得她们去爱的对象，
结局几乎都以悲剧告终。小说没能更深刻地挖掘和展示社会矛盾，它们只是
作者自己的不幸爱情和不美满婚姻的体现，其实质只在表现资产阶级妇女的
自由追求和哀怨不满。
乔治·桑的较有价值的作品是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和田园小说。前者
如《木工小史》（1840）、《康絮爱罗》（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
后者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弗朗沙》（1850）
等。这些作品，尽管多描写理想化的恋爱或牧歌式的爱情，男女主人公也多
是想象性的完美道德的化身和美化了的农村小业主，但它们已不象早期小说
那样只单纯是作者个人生活的体现或主观感情的倾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展
现了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自
然淳朴生活和高尚质朴人性的歌颂，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和理想的人与人关
系的向往；同时，也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残酷盘剥和
人性堕落。试以《安吉堡的磨工》和《魔沼》为例：
《安吉堡的磨工》以19世纪40年代法国农村为背景，主要人物是两对
劫后重圆的情人贵族寡妇玛塞尔与机械工列莫尔和安吉堡的磨工格南·路易
与农村暴发户的女儿罗斯。玛塞尔本是拥有大片田产的贵族太太，但一直过
着简朴的生活，其放荡荒淫的丈夫布朗西蒙因争风吃醋死于决斗后，她更一
心要与挚爱的机械工列莫尔结婚。列莫尔原也是有产者的儿子，父亲死后，
为恶绝资本主义的钻营牟利和实践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竟把财产全部
分给父亲的工人，自己去当了一名机械工。他也很爱玛塞尔，但考虑他俩经
济和社会地位状况悬殊，怕婚后酿成悲剧，曾一度拒绝玛塞尔而出走。玛塞
尔决心赴领地清理财产过平民生活，发现富农布芮可南正利用她丈夫生前的
债务要廉价吞并她的产业。她本可逃离布芮可南的吞并圈套，但为促成磨工
格南·路易与布芮可南女儿罗斯的因贫富悬殊而濒于破裂的婚姻，她毅然同
意按布芮可南的条件出卖领地，以换取布芮可南允诺罗斯的婚事。这样，玛
塞尔终以平民身份跟列莫尔幸福结合，格南·路易因意外获得一笔钱财也跟
罗斯建立了美满婚姻，而布芮可南却因遭火灾家财几乎毁尽。小说表现了对
金钱和等级的厌弃，并在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描写了一个出污泥而不
染的小团体，让他（她）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过着互敬互爱的空想社会主
义的田园生活，还把有产者自愿放弃财产或让道德高尚者掌握财产以改造社
会当作实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生活的途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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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倡导的不同阶级以爱为基础和动力以达到亲善和平等的社会思想，也显然
是作者的牧歌式民主主义的体现。不过，作为这一切的对照，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