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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的牧歌式民主主义的体现。不过，作为这一切的对照，小说对资本主
义社会“一切都可以出卖”的金钱万能现状的揭露，对以布芮可南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的贪婪、卑劣、狡诈及占有欲窒息了人的正常感情的描写，却也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被雨果、巴尔扎克等所深刻揭示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
质。
《魔沼》同样是一曲朴实的爱情凯歌。年轻富有的农夫日耳曼不幸丧妻，
在前往邻区一个有钱的寡妇家相亲续弦时，他带着小儿子跟一个到该区当雇
工的其貌不扬的同村少女玛丽同行。途中，因迷路，他们被迫在森林中的魔
沼旁住了一夜。饥饿、疲惫、寒冷，使日耳曼充分认清了不引人注意的牧羊
女玛丽身上所蕴藏的人间少有的温情和道德上、精神上的美。而这些，又跟
第二天在有钱寡妇家所见的种种虚伪庸俗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决心
向玛丽求婚，小说也以他俩的幸福婚姻结束。作品的主题，显然也在歌颂来
自劳动和大自然的纯朴高尚心灵，谴责被金钱和社会所毒化了的人性。主人
公们的幸福结局，显然也鲜明地具有乔治·桑式的爱和善战胜丑和恶的浪漫
色彩。不过，小说并没有着力描绘小生产者的现实生活，在肯定农民的淳朴
状态的同时，对农民生活也多有理想化和美化。因而，小说也仍属作者的牧
歌式民主主义的体现。
在乔治·桑进行创作的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在法国占据优势。她
的创作虽不像拜伦、雪莱那样热衷异国环境和神幻人物，但仍始终坚持重主
观、重理想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她曾明确宣称自己跟巴尔扎克描写人物事
件的不同在于他是按他“所眼见的”那样，而我是“按照我希望”或“应当
①
的”那样。因此，她尽管写了农村小生产者的环境和人物，但着意并非他们
的现实存在，而是他们的主观理想化了的情感状态。其创作源泉也同样主要
不来自生活现实，而来自作家的主观抒情。她不象巴尔扎克那样仔细去观察、
分析生活，也不象巴尔扎克那样刻意去提炼能表现本质意义的生活细节和典
型形象，而是在表现个人的主观体验和牧歌式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她所
表现的并非现实主义的严格的生活真实，而是自己的“情感和爱”；她所塑
造的也并非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是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的非
凡环境和非凡人物。
（3）大仲马
大仲马（1802—1870）是19世纪上半期，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创
作历史剧、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的著名法国作家。他早年丧父，没受过正规
的教育，几乎在家乡的大森林度过童年，全靠当小职员时刻苦自学取得丰富
的文化历史知识。40年代前，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一生共写了55部正剧、
3部悲剧、23部喜剧、4部通俗剧、3部喜歌剧。要者有以法国16世纪下半
叶的宗教战争为背景，揭露封建专制黑暗和贵族阶级丑恶的历史剧《亨利三
世和他的宫廷》（1829）；描写拿破仑生活经历和塑造拿破仑宏伟形象的历
史剧《拿破仑·波拿巴》（1831）；谴责复辟时期社会偏见的爱情悲剧《安
东尼》（1831）；揭露路易十世王后荒淫残暴的诗体悲剧《奈斯尔之塔》（1832）
等。这些剧本完全抛弃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剧情不再限制在24小时内，
① 乔治·勃兰总斯：《法国作家评传》，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 年版，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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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不再限于固定场所，人物语言也不再矫揉造作，主人公也全都富于“使
男人和女人战栗”的浪漫主义激情。但1838年创作剧本《冶金学家》完全失
败后，他便逐渐转到创作历史小说上来。所写历史小说数量也极多。主要包
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贵族侠士达达尼昂一生事迹的三部曲《三个火
枪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日隆子爵》（1848—1850）。
第二部分是描写纳瓦尔的亨利的三部曲《玛尔戈王后》（1845）、《蒙梭罗
夫人》 （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8）。第三部分是反映法国君主政体
腐败和衰亡的系列小说《约瑟·巴尔萨莫》（1846—1850）、《王后的项链》
（1849—1850）、《红房子的骑士》（1846）、《昂日·皮都》、《萨尔妮
伯爵夫人》 （1853）……等。这些小说，表现了大仲马的丰富想象力和编织
故事的高超技巧。故事情节不但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多带传奇色彩，且个
性鲜明、感情丰富，具有浪漫情调。如脍炙人口的著名小说 《三个火枪手》
以17世纪90年代法国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为背景，写主人公达达尼昂
跟密友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等三名火枪手，在王后和红衣主教黎希
留的明争暗斗中协助王后多次出生入死，扶危破难。不仅故事曲折多姿，达
达尼昂的热情机智、见义勇为，阿托斯的冷静沉着、嫉恶如仇，波尔托斯的
大胆鲁莽、感情外露，阿拉密斯的风度翩翩、柔和沉静，乃至女间谍米莱狄
的美艳娇媚、阴险狡诈，都十分鲜明生动。因此，这些小说适应当时报刊杂
志的广大读者的需要，多以通俗小说专栏的形式在报刊杂志发表，大仲马也
成了拥有最多读者的著名通俗小说作家。不过，大仲马在编写这些小说时，
尽管常要去发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地方去考察，但他并不尊重历史，而是只把
它当作“挂小说的钉子”，一切都服从他的感情和作品情节的需要。如《三
个火枪手》中的王后在历史上属保守的大贵族，黎希留主教属巩固中央集权
的进步势力，而小说对他（她）们却作出了与历史相反的评价。总之，他的
小说并不致力于对丰富的社会生活作广阔生动的描绘，而是以丰富的想象、
炽烈的热情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来吸引读者。他拥有最广大的读者，但在法国
文学史上并不享有崇高地位。
在大仲马的众多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中，比《三个火枪手》读者更广、
影响更大的是长篇复仇小说《基度山伯爵》（1844—1845）。小说以王政复
辟和七月王朝时期为社会背景，描写青年水手爱德蒙·邓蒂斯只因替信奉共
和主义的老船长摩莱尔传递拿破仑的一封信，便被觊觎他未婚妻的军官弗
南、嫉妒他的才干的押运员道格拉斯和狡黠自私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联合诬
陷，打入死牢，受尽14年的非人折磨。而他们却借此步步飞黄腾达：弗南娶
了爱德蒙·邓蒂斯的未婚妻、当上了波旁王朝的上校，后又因在希腊独立战
斗中出卖自己的恩主阿里总督而当上了中将和法国贵族院议员。道格拉斯靠
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娶了有钱的寡妇，成为伯爵、众议员和金融巨头。维
尔福则获得勋章，后又升任巴黎首席检察官。邓蒂斯在难友法利亚长老的帮
助下投海脱狱并找到基度山岛的丰富宝藏后，经过八年多准备，便带着阿里
总督的女儿海蒂，化名基度山伯爵，回来用无尽的钱财和残忍的手段，对仇
人一一进行报复：使弗南罪行败露，身败名裂，不得不开枪自杀；使道格拉
斯继投机事业大亏破产后，又让女儿跟夫人的私生子订婚而全家名誉扫地；
使维尔福因夫人毒死人命、畏罪自杀和被迫审讯自己跟道格拉斯夫人的私生
子而过度受刺激发疯。然后，跟海蒂一道永离巴黎，远遁海外。小说在一定
程度上揭露了复辟王朝的政治黑暗和七月王朝司法、金融及政界头面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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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恶腐朽，但主要功力仍在描写情节复杂的个人复仇故事。主人公邓蒂斯在
复仇中所使用的许多手段，如用金钱操纵市场，收买发报员，教唆维尔福夫
人用毒，让维尔福的私生子行骗……等，不仅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式的不择
手段，而且制造宝藏神话也违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宣扬了资本主义的
金钱万能观念。不过，作为一本消遣性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成就还是相当高
超的。它通篇充满浪漫传奇色彩，想象丰富，情节曲折，趣味盎然。而且情
节杂而不乱，人物环环紧扣。一半以上篇幅的人物对话，更显示了作者的卓
越的语言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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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1）普希金
跟拜伦、雪莱一样，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谢尔
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和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
—1841）也都出身贵族家庭，都就读于贵族学校（普希金上皇村中学，莱蒙
托夫上近卫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大学），而且都因写作反专制农奴制和讴歌
自由民主的革命作品而被当局流放（普希金因写《自由颂》等诗1820—1824
年间被流放到南俄，莱蒙托夫因《诗人之死》等诗1840—1841年间被流放到
高加索山区）。后来，他俩甚至还都死于沙皇政府的阴谋迫害（在沙皇政府
的幕后安排或默许下，普希金跟法国流亡者丹特士、莱蒙托夫跟军官玛尔廷
斯基决斗时都死于对方提前开枪）。
但由于普希金主要生活在俄国民族意识高涨的年代，又深受纯朴乐观的
俄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故其创作风格虽不如雪莱昂扬奔放，但也无雪莱的抽
象空想，而是在一贯的批判揭发中，始终追求真善美的存在和相信自由幸福
的未来。而莱蒙托夫则因主要生活在俄国历史上最反动黑暗的19世纪30年
代，又幼年丧母，在充满偏见和敌视的外祖母身边长大，故其创作风格不但
跟拜伦一样在激烈否定社会黑暗的同时充满孤独痛苦情绪，有时，这种情绪
甚至比拜伦更深、更重。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批判现
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在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胜利后，俄国民族意识
空前高涨的形势下步入文坛。其作品一开始便贯穿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意识与
反动落后的专制农奴制的尖锐矛盾，充溢着强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号召。早
在《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
等学生时代的诗作中，他就以高度的浪漫主义激情，宣布“我要向全世界歌
颂自由，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并明确表示拥戴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
想和决心，号召“匍匐着的奴隶们，鼓起勇气、起义！”在南俄流放期间，
他因跟十二月党人联系更密切，诗作也更深刻和更具革命的社会内容，并形
成了他诗作的浪漫主义鼎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