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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上长只眼，以提 防那不长眼的枪弹。可鸭子不愿提这些，整日还是“嘻皮笑脸”的。就是一点他认真，让他 “深情”：“我好想好想我的祖国。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国。”跟真的似的，可这 时他的确乐不起来了，好像有许多许多往事在回忆、在追忆……
瞧，忘了介绍大名了，鸭子人称“唐老鸭”，中国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也。
（本文原载《大学生》杂志1992年第5期）
附录二 中国记者在海湾
《北京青年报》副总编辑 孙 伟
海湾战争中，本来在中国新闻界就已小有名气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一下子成了新闻 人物。从去年12月底到战争停火的两个来月时间里，他从战区发回一百余幅传真照片，其 中五十多幅发表，全国各大报纸几乎天天都有他拍摄的照片，登来载去，尤其是那张联合国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人物表情、摄影角度都绝了！据说当时香港12家 报纸全部采用了这张照片。
特殊时期，在巴格达拍照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的带领，背相机上街都 是违法的。士兵、警察，甚至老百姓都可以没收你的相机，揪出胶卷曝光。唐师曾便将五星 红旗缝在摄影背心上，前后还都用中、英、阿三种文字写上了“中国新华社”。他特意学了 一句阿拉伯语：“西尼夏比撤狄克！”意思是：“中国记者好朋友！”逢人便讲，讲完就 笑。这一招儿还真灵。人家看他挺和气，就不太和他“较真儿”。借机，他抢到了不少珍贵 的镜头。
1月12日夜唐师曾接到北京的命令：设法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照 片。然而，要找到这位秘书长谈何容易！13日他和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朱记者整整奔波了 一天，直到晚上8点才追到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
大厅里聚集着二百多名各国记者，都在等待着秘书长的出现。
德奎利亚尔终于在官员们簇拥下来到机场。一时间记者挤作一团，相机、三脚架互相碰 撞，叫声响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铝梯、三脚架根本支不住。唐师曾顺手将早已物色好的 一把椅子抢过来，一步跨了上去。本来他就一米八多的大个儿，再站到椅子上，角度太有利 了，馋得美国记者翘着脚直问：“怎么样？”他边拍边得意地说：“绝啦！”
德奎利亚尔进了一个专门的小厅，记者们被拦在门口的铁栏杆外，唐师曾挤在前排，他 显出规规矩矩的样子，还不时冲警卫微笑。于是，警卫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几个西方记者身 上。就趁他们稍不留意的机会，唐师曾猛然抬腿跨过栏杆，三步两步追上了德奎利亚尔一 行。他听到了身后警卫的怒骂和追赶的脚步声，但他头也不回，紧贴着官员们往里去，终于 抓到了最好拍摄机遇。事后，外国同行问他：“你就不怕他们开枪？”唐师曾乐呵呵地答： “不会的，我离阿齐兹那么近！”
开战后，唐师曾随最后一批记者离开了巴格达，后经安曼飞抵塞浦路斯，从这里办了进 入以色列的签证。
此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全停了。但唐师曾一分钟也不想等，因为每一分钟以色列都可 能爆发新闻。他冒险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飞机。2月1日，天下着雨，这架螺旋桨飞机在风雨 中颠簸，窗下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窗户上疾下的雨滴。突然，飞机猛一下沉，唐师曾心里也 一沉，不由自主地把“尼康”紧紧抱在怀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考验，好不容易到了特拉维夫。在以色列政府新闻部办公室里，一位 官员惊奇地盯着他胸前的五星红旗感慨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人，您打算呆多久？我 马上给您办证件！”
在特拉维夫14天，天天赶上空袭警报，警报一响，工作人员便将所有客人赶入设在六 楼的防毒掩蔽室。唐师曾却没有一次进掩体，而是一听警报便抄起家伙往外跑。有时在大 街，有时在阳台上仰望天空，等候“袭击”。2月9日凌晨2点多，警报再响，唐师曾照常 爬上阳台等待，这次“飞毛腿”真来了，一条火龙划破夜空，接着两声巨响，楼板都震得颤 抖。唐师曾拍下这珍贵镜头后，立即冲下楼，往爆炸点赶去。那里，房屋炸塌，煤气管、水 管崩裂。前来抢救的人乱成一团，唐师曾立即举起相机。但一个以色列士兵却上前挡住他的 镜头。这下他急了，再也笑不出来，破口大骂……
在电话里，唐师曾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决不会给中国人丢脸。我会给新华社玩 命干活！”
新华社摄影部的徐佑珠主任对她的这个兵十分满意。她带有几分得意的口吻补充说： “除了拼命的精神以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张郇和唐师曾都是‘全天候记者’，会外语， 能拍照片，又能写文字稿，还会开车。为此，新华社下了不小的‘本’。但如没有这些条 件，他们海湾报道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载《北京青年报》1991年3月8日）
附录三 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唐师曾一二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 徐佑珠
《人民摄影报》连续发表了唐师曾从海湾发来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人民日报》2 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师曾的戎装照片。一名专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时成 了新闻人物，他的像片被几家报纸转来摘去，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
“唐师曾是怎么来新华社的？”
因为据《人民摄影报》介绍，唐师曾1983年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 法大学教书，所以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 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 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 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 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 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 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 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 1米83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三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 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 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联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档地 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沦的大街小巷。晚上 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 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 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 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 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 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 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 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 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 “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8小时工作，向全国和 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 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 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 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 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 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 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 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 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 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 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 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 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他整天东跑西颠，看不见他有安分的时候。摄影部办青年记者培训班，请他讲讲采访社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