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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社会正义的幻象
据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我们在大社会中必须遵循的规则所具有的那种抽象性质的抵抗；以及对于那种被我们视为是合乎人性的具体者的偏好；都只是一种标示而已；它表明我们在道德上和智识上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到能够满足那种非人格的整体人类秩序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要在理解的条件下服从那些使我们有可能趋近开放社会的规则（亦即当我们认为它们是某个较高级的人格化机构所颁布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便会遵循的那些规则）；而同时又不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不幸或挫折而去责备某个想象中的人格化机构；无疑会要求我们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运行拥有一种极高水平的认识；尽管能够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至今也只是寥寥数人。
甚至有些道德哲学家也常常迷恋于那些从部落社会继受而来的情感；而完全遗忘了对这些情感与他们同样予以褒扬的普遍人道主义的诉求是否相容合的问题进行检视或追问。的确；大多数人在看到小群体式微以及与小群体相关的某些情感消亡的时候都会深感遗憾或懊丧——在这些小群体当中；只有为数有限的成员是凭靠各种人际纽带而联系起来的；但是；由于在大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可能向我们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大社会；我们就必须付出这样一种代价；即所有的人向我们提出的那些要求；必须被降低到只能要求我们不采取有害行动的水平；而不能要求我们践履肯定性的义务（positiveduties）。个人所享有的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一般来讲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个人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而会与不同的伙伴合作；而且所有这些合作关系都不是强制性的关系。这里隐含的一个预设认为；任何这样的小群体都没有权力把它自己的标准或规则强加给任何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
我们知道；有一些原则在小群体中可以说是好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大社会不仅自己不得实施而且也不会允许特定群体加以实施的原则。然而；我们当中的一些未开化者却依旧把这样一些原则视作是好的原则。在小群体中；使人们团结起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乃是要求人们根据这样一项原则行事；即“如果要使人们和谐相处；那么就让他们去追求某个共同的目的”；因此；只有当人们否弃这种做法的时候；一个和平的开放社会才是可能的。小群体中所盛行的上述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力图在小群体成员中创造凝聚力的观念；它致使人们把一切政治问题都径直解释成了一个敌我关系的问题。当然；这项原则也始终是所有的独裁者屡试不爽的工具。
毋庸置疑；除非自由社会的生存本身受到了敌人的威胁；否则；自由社会就必须拒绝使用那种从许多方面来看依旧是使社会变得单一化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亦即把某个可见且共同的目的强加给该社会的做法。此外；就强制的运用而言；自由社会也不得诉诸某些在小群体中仍会对我们极有助益的强烈的道德情绪；这是因为：尽管这些道德情绪仍是大社会赖以建立的诸多小群体所需要的；但是；只要它们在大社会中得到强制实施；那么它们就必定会导致紧张和冲突。
今天；“社会正义”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返祖的方式而在对那些曾经很好地满足了小群体之需求的可见且共同的目的的热切追求之中展现自身的。然而；这种“社会正义”的观念不仅与大社会所依凭的那些原则不相容合；而且还与那些有助于大社会之凝聚力并因此而能够被真正称之为“社会的”力量相反对。我们的先天性本能；就此而言；乃与我们所习得的那些理性规则相冲突；而要解决这个冲突；我们只能够采取下述两种方法：第一；只有在抽象规则要求的场合；才能够实施强制；第二；对于那些只有通过特定结果之诉求才能够得到正当性证明的东西；必须拒绝予以实施。
颇为遗憾的是；那种使人们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协调千百万人的不同努力进而构成人们生活之基础的抽象秩序；却不能建立在像“爱”这种被小群体视之为最高的美德的基础之上。爱乃是一种惟有具体者方能唤起的情感；然而大社会得以形成的途径却是：个人的努力只受“由抽象规则来限定人们对其目的的追求”这项原则的指导；而不受那种向特定的其他人提供帮助的目的的指导。
第二卷 社会正义的幻象
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主张；必须剥夺小群体所具有的一切强制性权力；但是；如果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没有赋予小群体中的自愿行动以重要价值；那么这种结论便是对这些基本原则所做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之所以把所有的强制性权力都归由政府机构执掌而且还把强制的运用严格限于实施一般性规则的领域；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强制之事；并尽可能地使个人在自愿的情形下行事。那种认为所有的公共需求都应当由强制性的组织予以满足而且个人为了实现公共目的而自愿贡献的财物也都应当由政府进行控制的观点；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而且也与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截然相悖。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并期望“一国内部”能够产生尽可能多的“各种各样的社团”；亦即那些介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自愿性组织（voluntaryorganizations）——这种自愿性组织恰恰就是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所主张的伪个人主义想要压制的社团；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在这个方面仍会坚持自由主义严格限制强制性权力的原则；并要求剥夺自愿性组织所具有的一切排他性的和强制性的权力。自由主义并不是那种“人人为自己”意义上的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尽管它必定会对各种组织为了自己成员的利益而攫取排他性权利的趋向进行质疑。
由于自愿性组织的力量要比任何个人的力量都大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法律从下述两个方面对它们的活动进行限制：第一；个人活动不得受到约束；第二；也是特别重要的；必须剥夺这些组织所拥有的某些实施差别待遇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所指涉的对象正是个人自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还将在本书下文（即第三卷中的第15章）的讨论中；对上述论辩中所开放出来的种种问题做更为详尽的探究。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对自愿性社团施以必要约束的问题；而毋宁是强调这些自愿性社团存在的重要性。这些自愿性社团不仅对于实现那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的特定目的来说是重要的；甚至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目的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显而易见；为了对强制的运用进行限制；由政府来垄断强制的运用确实是极为必要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政府应当享有追求公共目的的排他性权利。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公共事务并不限于政府的事务（更不限于中央政府的事务）；而且公益精神（publicspirit）也不应当只限于对政府治理的关注。①
①参见RichardCornuelle；ReclaimingtheAmericanDream（NewYork；1965）。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我们在以渐进的方式组建自愿性组织以实现那些被我们高度珍视的目的的方面不仅缺乏耐心而且也缺乏信心；这表现在我们动辄就直接要求政府用强制（或用强制筹措的资金）去实现那些被大多数人视作是可欲的目的。如果政府不是把自己的职能限于为自生自发的增长提供基本的框架；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全权性机构并且大包大揽地去满足那些惟有通过众人共同努力方能满足的需求；那么这种做法必定会对公民真正参与公益事业的努力造成最为致命的恶劣影响。只关注手段的自生自发秩序有一个大优长；这就是它使大量为诸如科学、艺术、体育等价值服务的独立且自愿的社团的存在有了可能。在现代世界中；这些自愿性群体还趋于跨越国家边界；比如说一个瑞士的登山者可能会与一个日本的登山者而不是与他自己国家的足球迷有着更为广泛的共同兴趣；更有甚者；这个瑞士的登山者还可能与那个日本登山者同属一个完全独立于他们俩人分属的任何政治组织的协会；显而易见；所有这类发展都是极为可欲的。
眼下；政府竭力把大群体的所有共同利益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那种趋势；正日益摧毁着真正的公益精神；这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做法必定会使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对公共生活避之不及；然而在过去；这些人原本是会对公共目的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的。在欧洲大陆；政府的过分干预曾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那些为公共目的服务的自愿性组织的发展；而且还酿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其间；私人致力于公共事业的努力常常会被人们视作是好事之徒的瞎胡闹；此外；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甚至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造成了一种与欧陆国家相类似的境况；然而我们知道；在过去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私人关注并致力于公共目的的实现；实是其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早在17年以前我便开始撰写这部著作了，然而一些始料未出及的情况再一次延误了本书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使它得以面世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晚了一些。除了本卷定稿文本中的最后两章以外，本卷的大部分章节实际上早在1969年底我因健康问题被迫中断写作时就已经大致完成了。当时，我实在怀疑自己是否还可能完成这部书的写作计划；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把原本就想单独成卷的前三分之一文字作为本书的第一卷先行出版，因为这个部分的文字在当时就已经全部杀青了。然而，当我在后来能够继续像往常那样工作的时候，我却发现，一如我在本书第二卷的序言里所解释的那样，第二卷的初稿中至少有一章需要彻底重写。
在我因健康问题中断写作的时候，后三分之一的初稿中实际上只剩下原想作为最后一章（亦即现在的第18章）的那一部分文字还没有写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相信自己现在多少算是实现了夙愿，可是在流逝的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我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没有能够对我的思想的发展脉络做出基本交代的情况下，我仍有些不愿意把它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