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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定或定见而予以抵制；而这就是有关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的假定。”
与此相似；E；Küng在其所著DerInterventionismus（Bern；1941；p。360）一书中也指出；“大多数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所具有的良好且可欲的效果；都会在它们实施以后很快就表现出来；而这些措施有时候所具有的长期且负面的效果则会在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
依此而论；当我们仅根据每个问题表面上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始终高估中央指导所具有的益处。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在某个已知且明确的收益与阻止不确定的任何人（unknownperons）做出某种不知有益与否的行动的纯粹或然性之间展开的。如果自由与强制之间的选择因此而被看做是一个权宜问题①；那么自由就注定会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都被牺牲掉。由于在某个特定情势中我们很难知道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将会导致何种后果；所以在每一情势中仅根据可预见的特定后果进行决策；就必定会一步一步地摧毁自由。在对自由施以的限制性措施中；绝大多数措施很可能都是根据下述理由予以辩解的；即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限制性措施会造成什么样的具体损失。
①一如约翰·杜威对美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极具深远影响的那种说教；就此而言；可参见他的论文“Forceandcoerc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ⅹⅵ；1916；特别是p。362：“不论强力的使用是否得到了正当性的论证……实质上都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有效（包括经济）的问题”。
早在19世纪；一些极为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只有当自由被视作是一项不得因特定的益处而予以牺牲的最高原则的时候；自由才能够得到维续；他们中的一位思想家甚至把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系列原则的体系”。①当然；他们所提出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所看到的问题与看不到的问题”的告诫②以及有关“与实用主义代表人物之意图相悖的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告诫③的真正要旨；也恰恰在此。
①BenjaminConstant；“Del'arbitraire”；inOeuvrespolitiques；editedbyC。Louandre（Paris；1874）；pp。71…2。
②FredericBastiat；Cequ'Onvoitetcequ'onnevoitpaseneconomiepolitique（Paris；1850）；该论著的英文版可见于他的SelectedEssaysinPoliticalEconomy；editedbyG；B。deHuszar（Princeton；1964）；而这乃是他最后一篇、也是他最精彩的一篇论著。
③CarlMenger；ProblemsofEconomicsandSociology；editedbyL。Schneider（Urbana；Ⅲ。；1963）。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所有上述告诫都被当成了耳旁风；与此同时；逐渐放弃原则的趋向以及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日益形成的从实用出发进行决策和行事的趋向①；则成了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创新之一。那种主张我们应当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而否弃所有的原则或“主义”（isms）的观点；在今天甚至被宣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智慧。一些论者主张；在践履任何一项任务的时候；人们都应当运用最适合于解决个中问题的“社会技术”（socialtechniques）；而不为任何教条的信念所束缚；因为这种方式乃是理性和科学时代最值得推崇的惟一的一种行事方式。②“意识形态”（ideologies）；即一系列原则；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已不再为人们所欢迎；一如它们在诸如拿破仑一世那样的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或卡尔·马克思那里不受欢迎一般。
①参见W。Y。Elliott；ThePragmaticRevoltinPolitics（NewYork；1928）。
②有关这些问题；尤请参见R。A。DahlandChadesLindblom；Politics；Economics；andWelfare（NewYork；1953）；pp。3…18；e。g。p。16：“在西方世界；理性行动的核心是技术而不是‘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死了。”而这恰恰是我们随波逐流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现代社会所盛行的对“意识形态”或对所有的一般性原则或各种“主义”的那种蔑视；实是“丢掉幻想”（disillusioned）的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典型态度。这些社会主义者由于自己所拥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种种内在的矛盾；所以他们被迫抛弃了这种意识形态；然而；他们竟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都必定是错误的；而且为了达致理性；人们在行事的时候也必须否弃意识形态。他们甚至还认为；人们在行事的时候；不仅能够只受他们有意识接受的明确的特定目的的指引；而且也能够因人们无力证明所有那些普遍的价值对于特定可欲之结果的助益性而拒绝接受那些价值（或者能够只受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目的理性”＇purposiverationality＇的指引）；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意识形态是某种不能被“证明的”（或不能被证明为真的）东西；但是它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东西；即我们对它的普遍接受；实乃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绝大多数特定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有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以所处的系统为参照系就开始干预自生自发秩序；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行的终点；因此；人们必须在可供选择的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但是；那些自封为现代“实在论”的论者却根本无视这个观点；而且还得意地宣称；根据实验的且“科学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够成功地以一点一滴的方式拼凑出一个可欲的秩序；而具体的方法就是为每一个特定且可欲的结果选择一种由科学向他们表明的达致该结果的最为适当的手段。
由于反对这种行事方式的告诫往往被误解；一如我的一部早期著作即《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所被误解的那样；所以我在这里仍有必要再对这些告诫的意图做些简要的讨论。我在《通向奴役之路》①一书中所旨在论辩的；当然不是说只要我们在无论多么微小的程度上背离了我所认为的自由社会的诸原则；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步上通向全权体制的道路。我的论点毋宁是说（套用较为日常的语言来说）；“要是你不修正你的原则；你就会倒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一般的理解；这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一旦我们启动了这一过程；我们就再也无力对它进行控制了；然而；我的观点却只旨在表明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原则对于决策所具有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第二；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经由我们的政治行动；我们无意中使人们接受了一些原则；而这些原则又使人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成为必要。
①LondonandChicago；1944。
那些不切实际且自认为具有现代性的现代“实在论者”所忽视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主张的东西；正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在以往两三个世代中所做的事情；因此他们的主张必须对当下的政治状况负责。自由原则之时代的终结；完全可以追溯到80多年以前；那时W。S。Jevons宣称；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我们绝不能制定一成不变的刚性规则；而必须根据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去具体地处理相关的问题。”①而仅在十年以后；赫伯特·斯宾塞就已经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了；即“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学派对于所有旨在对即时性的权宜之策施以限制的教条”或者各种以“抽象原则”为旨归的教条“都表示了彻底的蔑视”。②
①参见W。S。Jevoas所撰TheStateinRelationtoLabor（London；1882）一书的序言。
②HerbertSpenter；Justice：BeingPartⅣofthePrinciplesofEthics（London；1891）；p。44。
就当下的情势来看；这种对政治活动支配了如此之久的“实在论”观点；并没有产生这种观点的主张者所欲求的那些结果。我们非但没能更好地主宰我们自己的命运；反而发现自己事实上不得不常常趋向于那条并非我们刻意选择的道路；而且还必须面对那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问题：这些所谓的“必然性”虽说绝不是我们所意图的；但却是我们此前所做所为的结果。
第一卷 规则与秩序
人们常常论辩说；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个观点却有着一种极为荒谬的两重性。当发展趋势令采用此一论辩的人深感满意的时候；这种论辩就会被他们即刻接受下来；并被用来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作辩护。但是；当发展趋势发生了不可欲的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又轻蔑地拒绝人们所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这种发展的转向并不是我们控制力量所不及的情势所导致的结果；而是我们此前所做出的决策的必然后果。此外；现代人一般也都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没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所拥有的任何一种特征组合；也没有自由把这些特征拼凑成一个可行的整体；这就是说；我们绝不可能像拼图一样；通过把我们最喜欢的各个部分挑选出来而建构出一种可欲的社会秩序；再者；诸多极具善意的措施也可能会派生出一系列未预见到的且又不可欲的后果。当然；现代人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乃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也是他们所能够随意改变以使其符合他们意愿的东西；反之；他们所能够改变的东西；则也必定是他们先已创造出来的东西。然而；他们却尚未习知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幼稚的信念实乃源出于我们此前讨论过的“人造的”（made）这个术语所具有的含混性。
当然；那种使某些措施看似不可避免的主要情势；实际上往往是我们此前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于当下所持有的意见所导致的结果。政策所具有的大多数“必然性”（necessities）；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以我现在的高龄；使我得以不止一次地被年长于我的人告知；我就他们的政策所预测的某些后果绝不会发生；而后来；当这些后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一些比我年轻的人又告诉我说；这些后果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与人们在此前实际上所做的那些事情无关。
我们之所以不可能经由把我们所喜欢的那些要素拼凑在一起而获致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乃是因为在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内部；任何一种特定安排的适当性都将取决于除它以外的所有其他安排；而且我们对此一安排所做的任何具体改动也鲜能告知我们它在一种不同的情势中所会发生的运行情况。一项实验所能够告知我们的；只是一种创新是否适合于一个给定的框架。但是；指望我们能够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特定解决方法所做的随机实验且又不遵循指导原则的方式而建构出一种协调一致的社会秩序；则纯属妄想。诚然；经验从整体上告诉了我们有关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效率的大量情况；但是一个像现代社会这样复杂的秩序；既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设计；也不可能以那种不考虑其他诸部分而孤立地型构每一个部分的方式加以设计；而只能通过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持之一贯地遵循某些一般性原则的方式加以设计。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