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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