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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只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迹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匹夫若不思国家兴衰，那就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如此情状，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