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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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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借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有意规避”这类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他说“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理政事,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帮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主宰者有私,官场自然就是一个大卖场。大家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奏疏里最致命的一段话是:“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从轻。再有这等的,并这厮重治不饶。”(《万历邸抄》)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中规中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50岁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此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他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是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辩护疏上说:“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这个辩护词,扯得有些远,且“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未免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的身份,仍然把万历史当孩子,教导万历应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于如此跟皇帝说话,实为罕见。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变化。
  万历史皇帝照旧在他的自辩疏上批了赞同的话,可是,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再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从政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
  “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
  元人吴西逸在小令《山间书事》中,写了这样一种情状。当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这样一种欲言又止的情绪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盛世。
  “万历新政”进行了6年多,当一切都在高歌猛进时,突如其来的顿挫,使得正直的人纷纷沉默。
  张居正,一个起自布衣的读书人,跨入庙堂,荣登首辅,将“南柯一梦”的神话变为了现实。他不从于俗流,自比上古的名臣伊尹、傅说,有起隳振惰的雄心大志。可是,一朝权在手,他也同样不能免俗。他的生命之流,在惊涛怒卷大明朽木枯枝的同时,也渐渐混浊不堪。
  看别人如何昏庸,自己做起来也一样拙劣。年轻时立志剿除的疽痈,同样依附在自己身上。
  身自清流出,而终为浊流之首,这难道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摆脱不了的铁律?
  张居正登临权力顶峰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喜谀”,就是爱听颂歌,欣然接纳谄媚小人。
  在政治生态圈中,总有一批能力低下但向上爬的欲望很强的人,也有一批把升级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人。这两种人,等不及按部就班的提拔,又做不出超群绝伦的业绩,于是谄媚就成了他们晋升的唯一手段。
  高明的领导者,对他们应远之而惟恐不及。或者把那些盈耳的颂歌只当做是苍蝇叫。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只应该是才干。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和一些的,就只有永远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上,不要说比上古三代圣贤,即使是与朱老皇帝与成祖皇帝相比,也是相距甚远。
  他只是想如何制约皇权,以保障出一个好皇帝;却没有考虑如何制约自己的权力,以保障自己永走正道——把自己视为真理化身的人,在这方面无一例外。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其实这样的阿谀,可说是一钱不值,能当面对你说“敬爱的领导”的下属,必是你败亡时逃得最快的小人。有素质的领导,就职的第一句话,就应该是“禁止阿谀”。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即便晚间在床上,嘿休之后也不忘对着妻子颂居正之功。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舜尧。张居正也不以为怪,益愈自负(《明史稿》)。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代笔的。何因之被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时有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帐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才学上有所上进,便广搜海内名士,以作为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应允了,后沈与嗣修一同进士及第。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大清官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张居正)。”(《与吕调阳书》)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隅的一个闲人都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议论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受到后世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还有人指出,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悉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也”(王世贞语)。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势倾中外”。众官都争相巴结,托他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称之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他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奴才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糜,据说也有包二奶之类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令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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