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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的生活在前期作品《让·桑德伊》中有露骨的描写。比如银辉闪闪的牡蛎，玉光明灭的美酒，袒胸露肩的女伴，含情脉脉的的眼神，以及悱恻缠绵的音乐、通霄达旦的舞会，……他带着欣赏的语气描述这一切，未免流露出低级趣味。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开始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和鄙夷、揶揄的笔调来表现它们。象他出入于妓院的那段劣迹，他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写法，并力图将肉欲描写升华到精神境界。他写到，由于一位朋友的唆使，他光顾了妓院，接下来他就将笔调转向什么女性美的讨论，说其效用即对他的影响与艺术类似。这可能是真的，但当时必竟他只是为了寻欢作乐。他写到一个叫拉谢尔的妓女，鸨母屡次撮合他们，但他想到的不是肉欲之欢而是这个女人是一类型而非一个体，其共同习惯是晚上来看看能否赚到一两个路易，什么客人都无关紧要。后来，由于他把贡布雷姑母家的长沙发卖给了妓院，他从沙发上感受到责备和痛心的表情，于是似乎改邪归正了。
这段描写虽带有自辩成分，瞒去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细节，但普鲁斯特在当时情景下的自责心理与审视眼光是可信的，前者是因他所受的正统教育，他家里人都是很严谨的，以至只因斯万娶的是一个交际花便拒绝接待她。后者是因为普鲁斯特本就有爱思考的习惯，而且他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联系不是很密切，有间断性，经常与世隔绝，因此在进入一般人习以为常了的社会生活时，不是那么“水乳交融”，身子陷进去了，心却游离在外。可以说，他的意识由于经常在静静的小园或闭塞的小屋内独自飘摇，以致成了不受拘于其身的自在自为，而反过来经常对其身所历进行旁观与反省。所以，虽然普鲁斯特一度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他的思想还没有为花天酒地所惑乱，因而这些淫乱经历也就很容易转化为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艺术珍品，正如粪尿转化为蔬菜的有机成分一样。此外，当年他的“身在其中心在外”的冷眼旁观，使他日后的创作有了丰富的细节，象关于维尔迪兰家沙龙的描写，从人物的外表到内心，言谈到举止，个性到流俗，莫不刻画入微，令人如同亲见。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这段花花公子的生活，今天的人们将失去欣赏上流社会矫揉造作、附庸风雅、自鸣清高等种种姿态的乐趣，失去对法国贵族阶层心态的饶有兴味的了解，以及对贵族之间关系的身临其境的感受。
其实，花花公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作的。他必须有高贵的出身，显赫的门第，英俊的相貌，得体的举止，广泛的阅历，风趣的谈吐，乃至特殊的技艺，过人的才华。还要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否则就可能象戈达尔教授的朋友一样被逐出维尔迪兰家的沙龙。另外物以类聚，须去那“臭味相投”、能够“沆瀣一气”的地方，不要象斯万一样与维尔迪兰夫妇等人格格不入，最终被冷淡、排斥。普鲁斯特是具备上述几个条件的，他有清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丰厚含笑的嘴唇，脸部曲线非常优美，是少女们欣赏和贵妇们“疼爱”的那类青年。而且，走入成年，走向社会的普鲁斯特已基本上抑制了少时在家中的那种恶劣脾性，更加善于体贴人，温柔和顺，加之他的超群才华，他在各类沙龙中深受欢迎。连妓院里的人也出于真心地喜欢他。他是一个可爱的花花公子。只是，很多人看不到他的深沉，看不到他内心的矛盾与不安，而这些随时都可能爆发。
决斗及德雷福斯案
在人们想象中，决斗和一起政治诉讼与病弱的普鲁斯特是沾不上边的。但实际上，花花公子并不是整天游手好闲，普鲁斯特也有他的事业，并积极参予各种社会活动——这几乎是作家的共性：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甚至不惜被人贬成杞人忧天或多管闲事；病魔之丝完全缠住普鲁斯特必竟是他三十多岁以后，在这之前，病孩子也散发出旺盛的青春活力。
普鲁斯特的事业，由于身体限制，亦因其天资所在，主要是撰写稿件，不过主要并不是文学创作。文学成为他的事业是后来的事，甚至可以说那并不是他的第一特长，如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罗亚所说，同时代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福楼拜、波德莱尔等大作家，他研究过他们的思想方式、创作手法和风格；他还从英国作家哈代、艾略特、狄更斯那里深受教益，他完全可以当一个最伟大的批评家。从《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对人的心理、人际关系、社会事件乃至一些极细微、极不易为人所感觉的情形所作的杰出分析。真知灼见象明珠般散缀于这部长河小说之中。
所谓“决斗事件”，是由《欢乐与时日》的出版引起的。《欢乐与时日》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他当然寄望很高，但读者和评论界普遍反应冷淡。从今天来看，它也确实是一本失败之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就搞得使口味高雅的读者失望。普鲁斯特想要玛德莱娜·勒迈尔画封面，要阿那托累·法朗士写序，要雷那尔多·汗的乐曲与他自己写的东西混在一起。版本这样高级，保护主这么一大片，给人的印象是很不严肃。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欢乐与时日》，便可以发现，事后成就了《追忆逝水年华》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其某些题材在这本书中已初见端倪。在《欢乐与时日》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虚构的怪诞的中篇。在这篇作品里，垂死的巴勒达萨尔·西勒旺德，要求他热爱的年青公主与他一起呆几个小时。那个公主拒绝了，因为她只想到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不允许她放弃一次享乐机会，哪怕是为了一个垂死的人。后来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大病初愈的马塞尔去斯万家享受与斯万小姐相处的快乐，希尔贝特却撇下他顾自去别人家，参加舞蹈训练；行将就木的斯万向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倾诉了自己的忧虑，而这位公爵夫人仍然照旧出发去参加宴会——这里，人们再次见到了这个题材。
在《欢乐与时日》里，还有一个短篇：《一个少女的忏悔》。其中的女主人公任凭一个青年拥抱，而她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在镜子里看见了这个场面，因而一气丧命。在 《追忆逝水年华》中，从凡德伊小姐任性放诞、使她的父亲那么伤心痛苦和叙事者 （或者说普鲁斯特本人）意志薄弱不能坚持创作、使他的祖母非常难过这两个情节中，人们都再次见到了这个题材。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一位应该善于从这一大堆石头中发现隐藏于其中的几克贵重金属的伟大文艺评论家来说，正是一项很好的预言练习的材料，但是评论家似乎最不适合于作预言家而更适合作考古学家或史学家，更善于盖棺定论。有个叫让·洛兰的评论家，在报刊上发表了评论该书的文章，出言不逊，激怒了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本来就敏感自尊，内心燥烈，而当时的法国贵族又向来极重荣誉，忍气吞声将使人再也不被社交界接纳。普鲁斯特和善的外表下本就有一颗暴烈的心，理性力量有时也会松懈，他根本不可能甘于示弱。病孩子雄纠纠走向了决斗场，不过普希金的悲剧没有发生。结果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病孩子具有一般贵族青年的完整性格和完整体验，疾病所带来的只是附加的，也就是他比别人拥有更丰富、更特异的性情与经验。所以他日后的创作才有不会枯竭的源泉，才有不为病魔所拘的青春活力。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事业的普通人在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命中注定要超凡脱俗的旁观者、局外人、世外高僧在生活，他才能在与世隔绝之后写出一部“人间喜剧”来——以至有人提出疑问：普鲁斯特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究竟谁的“人间”味更浓厚。
除了专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之外，一般的社会人都要有个职业。普鲁斯特算不上也没打算成为上述两种人，所以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一份普通的职业。自1892年哮喘病恶化后，他是以休养为主，闲时写写文章，或到特鲁维尔、瑞士的圣莫里茨市去旅游。1895年6月，经考试，被马扎里恩图书馆录用为馆员，从而成了国民教育部的一名职员，他申请并获得了一年一度的假期，10月份旅居贝格梅尔市。他算是一只脚踏入了滚滚红尘，一只脚还留在槛外。
18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祖母去世了。他与祖母的感情是很深的，虽然不及对母亲的依恋，却少了些对母亲的顾忌，因为母亲更严厉，而且母亲属于父亲。当他不得不离开母亲而与祖母去巴尔贝克时，祖母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依靠。他在小说中写道：“我一头扎进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的、那样丰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吮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死亡意识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亡故，从而开始切实感觉到它和自己有关。永远逝去的人使他想起许多有关她的永远逝去了的事，回忆强有力地烘托了这种哀悼之情又解消了它。它还使他联想到，还有许多人要逝去，包括他精神上赖以支持的母亲；使他联想到许多欢乐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他记得小时候祖母是多么温和、善良和老实，他曾为她被姑祖母捉弄而伤心，后来又加入愚弄她的行列。他还想起他们一起去巴尔贝克旅游的事…… 哀悼使他想提起笔来，重现那逝去的一切，使亡人再度栩栩而生。这进一步激起他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记载下来的愿望，使所有他不愿它们消失无踪的人物、事件、感觉、情绪在笔下永存。
祖母的死是一个诱因，加之他一直就没有停止思考和回忆，一直没放弃时间主题的构思，现在他又获准了长假，有足够的时间，也非常需要一种不大受疾病限制的寄托或说事业，于是，1896年，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宁静，也许是因他无法回避某些他不愿正视的隐秘，也许是酝酿不充分、技巧不成熟，经过八年努力也未完成，只留下上千页的散稿。这部书是《追忆似水年华》的雏形。他作了一次大练兵，将调词谴句、构造情节的本领训练到了一定火候。
这时他仍然积极涉足社会，并不为疾病所累。应该说，他需要静养，卷入较复杂的社会纠纷如决斗这类事对他是有危险的，但他必竟血气方刚，而且不甘寂寞。所以象德雷福斯案这样震惊朝野的事件，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坚定地站在正义一方。
德雷福斯（1859—1935年）是一名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陆军上尉。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处他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这一违反人权和有悖政治道德的事件激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怒，以左拉为首的社会名流积极为此奔走，但也有些人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及因不明真相而支持军方，于是围绕此案朝野形成了德雷福斯派和非德雷福斯派。普鲁斯特义无反顾地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积极主张重新审理此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