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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罗亚·巴斯托斯的“至高无上者”（《我，至高无上者》1974）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畸形儿”：他是个学识渊博的文人，精通法学和神学，推崇法国启蒙作家 （尤其是卢梭和孟德斯鸠），重视自然科学，熟谙最新哲学思潮流派。他还特地命人从野外搬来一块殒石，摆在工作室里。但是，他禁止任何性质的民主，取缔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和高等教育，强迫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实行愚民政策，并且中断了一切对外交往。同时，“至高无上者”笃信鬼神，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但对一切神秘事物感兴趣而且以雷纳尔神父的忠实读者自居……
同上述形象相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家长的没落》1975）更能反映拉丁美洲的矛盾与畸形、落后与混杂。传说家长没有父亲，是位其名不详的精灵使他母亲感应怀孕的产物。然而他母亲临终时却忽然惶惶不安地要把那一段隐私告诉他，无奈想起了许多偷偷模模的男人和稀奇古怪的传说，一时竟也忘了实情。家长是个畸形儿、早产子，孩提时代就机敏过人。有人替他算了命，说他将来必成大器。至于他后来如何独揽了拉丁美洲某国的军政大权，除了神乎其神的传说，根本无人知道实情。因为这世上没有人看见过家长，只听说他是个深居简出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老头儿。他每天都让钟楼在两点的时候敲十二点，以便使生命显得更长些。他妻妾成群，第一夫人是他从牙买加买来的修女。在他们刚举行完婚礼两个月后，那修女就生下一个男孩，家长立即宣布他为合法继承人并授予少将军衔。家长一百多岁还第三次换了牙。他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母亲。因此，他母亲死后，他命令全国举哀百日并隆重追封她为圣母、国母和鸟仙，还把她的生日定为国庆节。
与此同时，家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他打着寻求国泰民安的幌子，无情地镇压了所有“政变未遂”的、“图谋不轨”的和“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为防止他们的家属和朋友报复，他又命令杀掉他们的家属和朋友，然后依此类推。据说他老态龙钟，目不识丁，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能在人群熙攘的舞厅发现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刺客，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捕获离径叛逃的部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炸死了追随他多年的十几名战友，然后假惺惺地用国旗覆盖尸体，替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他还常常把可疑分子扔进河里喂鳄鱼，或者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寄给家属。为了证实周围的人是否忠心耿耿，他还假死过一次。他心狠手辣，从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就连亲信、他的国防部长也未能幸免一死：
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阁下驾到，他身穿非隆重场合不穿的五
星上将军服……长长地躺在卤汁四溢的银托盘上，烤得焦黄，供战友享
用。我们目瞪口呆，屏息相望。粉碎官进行了彬彬有礼的切块分尸仪式。
当每位宴客都有了一份国防部长和松仁拌香菜，家长下达了进餐命令，好胃口，先生们。
凡此种种，显然已经不同于六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原始神话的色彩明显减弱，表现手法趋于荒诞夸张。反映拉丁美洲孤独落后、体现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和混血人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化形象，被个性化形象 （独裁者）所取代。人物本身的力度（比如独裁者的残暴）超过了文化内含的魔幻所能产生的反响。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专制统治难以为继。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拉丁美洲的旧传统、旧势力仍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这时，又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问世。它们继续揭露野蛮，抨击腐朽，鞭笞落后。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是一部重要的后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一起发生在作者故乡的凶杀案为契机，表现了拉丁美洲的野蛮与落后。
纨绔子弟罗曼一心想娶个美女为妻。他在一个海滨小镇游玩时，遇见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混血姑娘——安赫拉，便决定与她结婚。他略施小计，就博得了姑娘父母的欢喜。不久安赫拉在父母兄弟的催逼下嫁给了罗曼。新婚之夜，罗曼发现安赫拉不是处女，便恼羞成怒，把她休了。安赫拉后悔莫及。因为在这之前，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曾经劝告她，说不论是不是处女，新婚之夜最好随身带一瓶鸡血，乘新郎心醉神迷之际洒在床单上。可她没有这么做，结果被丢脸地送回了家。安赫拉的母亲觉得无地自容，拼命抽打女儿，还将两个孪生子（维卡略兄弟）叫回家来帮忙，逼迫她交代侮辱她的人。安赫拉无可奈何，终于脱口说出是同镇的圣地亚哥·纳赛尔。维卡略兄弟顿时怒气冲冲，逢人便说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挽回妹妹的名誉，并公然磨刀霍霍。虽然镇上包括镇长和神父在内有许多人知道了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结果，维卡略兄弟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然后向神父投案自首。法庭经过调查，认为他们是为了挽回荣誉而作案杀人的，便宣布他们无罪，将他们释放了。于是，镇里的人把维卡略兄弟视为“好样的”。
杀人如同宰猪，只要“事出有因”。审判结束后，维卡略兄弟郑重声明：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律师认为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因此维卡略兄弟杀人属于正当自卫。神父赞扬维卡略兄弟自动投案是“高尚的举动”，并说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老大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却说：“我不但同意他这么干，而且如果他不这么干，我就不会和他结婚。”正因为如此，维卡略兄弟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杀猪的屠刀将手无寸铁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活活砍死了。
可见，作者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作品对现实的鞭挞是无情的，对教会的讽刺是犀利的。
多年以后，叙述者“我”对于这起凶杀案仍耿耿于怀，一心想弄个水落石出。他原以为时过境迁，能解开凶杀案之谜，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故乡一如既往，还是那么迷信，那么保守，那么落后和野蛮。而事实上这恰恰就是凶杀案之谜的唯一谜底。
首先，时至今日，小镇的多数居民仍认为纳赛尔遭此灾难，乃命中注定。
梦的启示“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 ‘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 ‘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飞机，在扁桃树林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但是她承认当时自己忽视了鸟粪这个细节。
此外，被杀的那天，“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札时一样，穿的也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恰好同他梦中的锡纸飞机相吻合，而且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也恰好应了在扁桃树林中自由飞翔的梦境。
多年以后，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闩塔对“我”说，她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时，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夜服，“活像个穿丧服的幽灵，”她说。
不祥之兆
初民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都缺乏了解，不得不用想象去解释它们。久而久之这些想象便约定俗成，成了神话或者迷信。于是天体的些微变化、某些动物的鸣叫或者姿态等等都意味着种种征兆，同人的生死祸福攸关。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醒悟，不再迷信。这是就人类大多数而言。但是相信预兆，把迷信奉作圭臬的至今不乏其人，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哥伦比亚村民。
圣地亚哥·纳赛尔前一天晚上和衣而睡，睡得很少，且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一股子苦涩的味道。……从他早晨6点零5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精神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一个人时都说：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到处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臭气；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就象圣地亚哥在梦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人们还回忆说，那天纳赛尔的一言一行似乎都与死亡有关。他一心盘算着安赫拉的婚礼花了多少钱，结果便是他的性命。况且，那天早上，他家的女佣将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时，他一反常态，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惊慌。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一个猎手突然会那么惊恐。“上帝啊，”她惊讶地说，“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
命运的偶合
维卡略兄弟自从妹妹说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名字之后，逢人就说他们要杀死纳赛尔。许多人都承认维卡略兄弟对他们说过这话，并且一致认为，哥儿俩说这话的唯一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甚至肯定地说，“与其说他们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倒不如说他们急于找一个人出来阻止他们杀人”。她相信，他们第一次放过他时，“几乎是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他远去的”。就象许多人记得的那样，他们根本不想在阒无一人情况下杀死对手，而是千方百计地叫人出面阻止他们，以便能够体面地收场：不必杀人，又能挽回名誉。
然而，他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
当维卡略兄弟操着屠刀，到肉市去磨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喝醉了，甚至开玩笑地问他们：“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镇长知道情况后，批评兄弟俩说：“如果主教看到你们这副样子，他该怎么说呀！”然后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心想这下他们没东西杀人了。
事实上，弟弟彼得罗早已动摇了。巴布洛对“我”说：“说服他弟弟下最后的决心实在不容易”。
与此同时，维卡略兄弟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神父也知道了，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消息告诉普拉西达·里内罗。不过在穿越广场的时候，已经把事情忘一干二净，因为那天主教要来。”到了早上 6点多钟，除少数几个人外，全镇的人都得到了消息，而且知道行凶的详细地点。好心的人到处徒劳地寻找纳赛尔报信；理智的人根本不相信维卡略兄弟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杀死纳赛尔；更多的人则以为维卡略兄弟酒后胡言，当他们看到若无其事的纳赛尔时，就更加确信无疑了。
纳赛尔那天恰好没有带武器，因为主教要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