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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小径向上攀登时，她轻盈的体态仿佛与繁花处处的大地争妍。歌德感到，“和弗里德里克在一起，我感到无经幸福；我同她谈笑风生，心情舒畅·机智幽默，踌躇满志：而感情、尊重和依恋又使我的举止很有分寸。她也一样，坦率、开朗、热心、健谈。我们似乎只是为聚会而活着，只是为了对方而活着。”（《诗与真》）回到城里后，他们仍频繁地通信。她以明快的语调叙述她的近况，以优美的文笔倾吐的她的心声，歌德则感到他的爱通过长途的笔谈才像盛开的花那样达到极点。他在施特拉斯堡所写的诗保存下来的有18首，8首是献给弗里德里克的，其中《欢会与离别》《一条绘画的带子》被编人《歌德选集》。它以新鲜的诗体、语言开创德国文学的新时代。
歌德的这些诗歌体现了新的美学和哲学。根据赫尔德的建议，他在远足时曾收集古老的民歌和童话故事。并以民族性的养分来滋养他自己的园地。他克服了罗珂珂式诗风的纤巧和缺乏真情实感，汲取民歌的精华，对自然界有真切的感受。如《五月之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雄丽
照我心目间！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
……
大地哟太阳，幸福哟欢乐！
歌德在恋爱的幸福中。不久，他与弗里德里克的爱情经受了一场特殊的考验。当弗里德里克和姐姐出现在施特拉斯堡，她们的一身村姑打扮与周围的法国式时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尽管她的完美表现一点也无于愧他的爱，但歌德却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他把自己的爱情比作黑夜中的炮弹，它有柔和明亮的光线，但落下时却会炸毁所落之所。他终于从弗里德里克身边跑开了：先是不再到她的家而只通信，最后竟断绝了来往。歌德始乱终弃的薄幸使弗里德里克的心灵深受创伤，她终生未嫁。
在这段时间里，“离别”的痛苦和道德上的事故使歌德变得深沉了。他似乎想借此解放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尤其是歌德式的创造力——乃是由魔鬼来推动，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不断的刺激和自讨苦吃，里而既有浮士德，又有靡非斯陀。
1771年8月6日，歌德以论文《论立法者》——主张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在建立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方面有超过教会和个人的绝对权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因没能依常例由学校出版而招致他父亲的不满，但歌德却满不在乎，对他来说，学业既已完成，多少可以回报父亲的苦心。他一心想的是继续沿着赫尔德指出的道路大步前进，创造新人生。1771年8月底，他从施特拉斯堡回到了故乡。
狂飚滚滚卷红尘
歌德又出现在家里。与上次因病回家不同，这次他完成了学业，以承担巨大的文化责任自命，并且带着天才的风韵，看上去那么年轻和勇敢，对一切事物抱有热情。严厉的父亲因儿子完成他预定的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而心情愉快，整日对儿子的论文详加斟酌，准备出版事宜。最重要的是，他对儿子从事的文艺活动的态度有了改变。尽管母亲鉴于丈夫的严谨与儿子的狂放的倾向会发生冲突而作了防患于未然的安排，但家里气氛已一步步趋于宽松和缓和了。
22岁生日那天，歌德递交了加入律师协会的申请，这就使父亲更加满意。
父亲不可能知道儿子对富足而枯燥乏味的家庭的真实感觉。歌德此刻正如精灵的海燕，渴望到精神的风雨中博击，渴望到自由的环境中一显身手，但法兰克福不过是一个“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孵雏的鸟巢”。为了积聚改造社会和思想的力量，歌德在寻求战友和追随者。
其实，他一回到故乡，就与那些分居各地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如施特拉斯堡的天才戏剧家雅各布·米彻尔·赖因霍尔德·伦茨，达姆斯塔特的陆军参议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他是1771年12月经由施洛赛尔兄弟介绍而认识的。他极富理解力和才智，其他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尖锐性格与赫尔德非常相像，因而起到了使歌德保持思想警惕和健全品性的作用。以后又认识了《哥廷根年刊诗集》的出版者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博伊厄及“神林社”的社员们；法兰克福的平民之子、诗人和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里安·克林格尔等等。他们 （包括赫尔德）声气相通·互相鞭策和鼓励，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流，默尔克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报》和1770年创刊的博伊厄的哥廷根《文艺年刊》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阵地和团结的纽带。
这样，歌德在施特拉斯堡时尚有点朦胧的庞大奋斗目标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了。这就是，实现把德意志民族从几世纪以来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它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不自然状态的认识，也是包括高特舍德、莱辛、赫尔德、克洛普托克等最优秀知识分子重建进步而统一的德意志文化的梦想的反映。歌德深知新教教条中的蒙昧主义和高特舍德时期的时代错误造成的阻力，他后来在《诗与真》第18卷回顾当时美学和思想上的两军对垒情况：
即是在这些诗中诚意与傲慢战、自然与因袭战、才能与俗套战、天才与自己战、强健与柔弱战、未发挥的才于与已形成的大庸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尝试看作一种前哨冲突，它是正式宣战的先声和大决战的前奏。因为如果精确地加以观察，这场战斗打了50年还没有结束，还要一直打下去，只是换在更高的领域进行了。
1771年，歌德在故乡作了《在莎士比亚节的讲演》后动手实施在施特拉斯堡时酝酿的计划：创作戏剧《欣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葛兹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骑土，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最后背叛了农民。歌德根据1731年出版葛兹的自传提供的素材，将他写成了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他于1771年底在妹妹的督促下完成初稿，曾征求默尔克和赫尔德的意见，结果默尔克很欣赏而赫尔德却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1773年改写本出版，它无疑比初稿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仅人物性格更鲜明、戏剧效果更强烈·而且依照赫尔德的意见淘汰了过多的热情和虚构成分，“极力在其中添加历史的和国民性的内容”（《诗与真》）把重心从描写农民的自发斗争转向刻划葛兹的自救者形象上来。这出戏剧为歌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歌德十分聪明地利用了题材。马克思在评论拉萨尔戏剧的“济金根辩论”时曾认为，在葛兹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做主人公是正确的。” （见185年4月19
日信）一个生当乱世的善良勇士自己代替法律和行政权来实现其理想而导致与可崇敬的君侯的矛盾，题材本身是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和思想容量的，在歌德笔下，葛兹用个人的“自卫权”反对王权，他对被封建君主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对爱人伊丽莎白表白的爱情以及同勒泽和济金根的纯真友谊，通通是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作者把16世纪的农民起义看作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认为其根本问题正是正是 18世纪的时代课题——保留还是废除封建制度。因此，他用文艺贯穿了历史，把当时戏剧的思想提升到莱辛的高度。为了塑造好这个实质上的叛逆性的民族英雄，歌德把古代文献、个人体验和莎士比亚式借古喻今的手法熔于一炉，常常在其贵族的外表下隐含十足的的“狂飚精神”——对天才人物的礼赞和对个性解放或人类解放的向往。
在艺术上，歌德完全抛弃了为高特舍德所倡导的法国式的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而是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口语化和个性化的语言替代了干巴巴的文风，使文学获得了新的表现生命。不过，歌德自己也感觉到，它的形式并不太适合演出。
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青年们仿佛从中看到一面狂飚突进的大旗，指引着他们走向自由和风暴；老年人则反对其中对于暴力统治的歌颂；批评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进行讨论：默尔克则另有奇谋，赞赏之余，力劝歌德自费出版以获得厚利，结果因有盗版书出差点把本钱赔光。
歌德又恢复了往日漫游的习惯，年青战友的夸奖使他既满足又空虚。他出入于社交界、骑马、击剑、滑冰，偶尔也略带负疚地想起弗里德里克。在城外野餐有时会碰见赫尔德的未婚妻，令他分外感念这位精神上的导师和诤友。如今他心中又在酝酿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在这种“歌德式”创造力的狂飚突进中，诗神缪斯和哈丽们——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优雅和美丽的三女神——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结合呢？
1772年5月25日，在歌德加入当地律师协会的申请批准后不久，又获准进入韦茨拉尔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深造。韦茨拉尔像法兰克福一样是帝国的直辖市，但景象却比它破败得多。不过城墙后面的一家饭店倒是个好去处，德国诸侯的外交使节常在这里聚会。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每天围绕一个所谓“骑土之桌”用餐，歌德觉得自己过起了第3次大学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一个莱比锡时期的熟人，如今的不伦瑞克公使秘书、哲学家卡尔·威廉·耶路撒冷，但不久他就由于爱上自己朋友的妻子而失恋自杀。歌德还经他介绍结识了不来梅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克里斯蒂安·莱斯特纳，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的未婚妻——聪慧而贤淑的绿蒂·布弗，并很快为她轻盈秀丽的体貌和纯良健全的性格所迷惑。他毫不掩饰地追求她，但她却理智地婉拒了这不符合她的习惯和教养的爱。当最后与她分手并被允许吻她时，歌德深深感到了对生活的厌恶。
这段经历和体验被歌德写成一部书信体的小说——狂飚突进运动最大的成果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葛兹》的借古喻今不同，《维特》直接描写了当代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了狂飚突进运动的理想，呼出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年维特由于对社会失望而逃避到大自然和农村中去，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使他感到一种新的希望。他爱上了一个叫绿蒂的姑娘，认为她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真本性，但绿蒂无法与他结合，国为她早已和别人订婚，这引起他巨大的痛苦。分手之后，他又把幸福寄托在当外交使团的官员上，但是，他憎恶封建的官场生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场个人的灾祸使他落荒而去。他又回到绿蒂那里，这时绿蒂已决定嫁给别人，她不敢也不可能追随他那坚决而大胆的叛逆行为。维特感到自己对于人世的热情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之后，他决定用结束生命来献身于自己的理想和保持内心的完整。死后的书桌摊着莱辛的《爱密丽亚·迦绿蒂》，这正是一部描绘父亲杀死女儿而为“受害的道德报仇”的市民悲剧。
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