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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1776年6月12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 （《克林格尔致E·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779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1780年，任枢密顾问；1782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特纳一家的通信往来中止了；和施托尔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精神上的联系也告中断；伦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跟随歌德一起来魏玛，因为没有屈己事人的准备，后来又离他而去——前者后来因精神病终其一生，后者后来成为沙俄陆军中将和沙皇的朋友；对于歌德，连雅可比、拉特瓦尔、甚至默尔克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写给默尔克，但又禁止他写魏玛宫廷的一切。只有和赫尔德夫妇的关系有所发展，甚至成了这位好斗的师友的宫廷保护者。在魏玛的20年中，歌德与顾涅虽尔的友谊日渐加深，与维兰特则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平淡和尊重之中。
1776年7月，导致歌德出走的恋人莉莉订婚的消息传到魏玛，歌德感到精神出奇的平静，过去对他已变得如此遥远。早在3月的莱比锡之行，他就与女歌唱家柯罗娜·施勒特尔相识，她于年底来到魏玛。但对歌德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发生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个女人，直到他1786年出走意大利，宫廷女官夏绿蒂·冯·施太因夫人始终是歌德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她与歌德爱情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不同，无论热烈的小安妮特、深情款款的弗里德里克、还是理智的绿蒂或无比纤巧、体态轻盈的莉莉，她们都让歌德感到内在的压力，而这位比他年长的已婚美人并没有让他成为某个人的要求，因而更能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歌德把自己的田园诗献给了她，而她成为他的两个女主人公的原型。
如果不是那不可抗拒的宿命
把我们俩的命运系到一起，以致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认识自己，那我肯定早就会远走高飞，走向辽阔的大地。
我的诗歌、理想、希望和要求
只向你、在你面前倾吐，我们的生活相依在一处
这是歌德写的献诗中的一首。歌德同时也在爱着和谐地把艺术和美结合起来的柯罗娜·施勒特尔，这种关系反映在1779年写成的《伊菲格尼》中，女主人公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本于绿蒂的精神气质，而外貌则反映了柯罗娜的美。在公演时柯罗娜饰伊菲格尼，歌德饰奥雷斯特，克涅别尔饰找阿斯，会爵有时演皮拉德斯。有趣的是，伊菲格尼的形象反映了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她的原型施太因夫人却醋意大发，拒绝观看精彩的演出。
《伊菲格尼》是继莱辛《智者纳里》之后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力作，常被后人将它们与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也是歌德从“狂飚突进”时期的天才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一个标志。它本是歌德为庆祝公爵女儿受洗而作，里面无疑会具有歌德在魏玛从政的一些经验，因而它又被视为君主教育的一个教材。歌德有感于宫廷政治生活的绝望，把理想寄托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以为最要紧的是培养和完美人的个性。伊菲格尼正是体现这一理想的高贵女性，她以其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现，感化了野蛮的托阿斯王，协助他革除野蛮风俗而建立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用感化代替斗争的思想，说明了歌德思想的变化。早在启蒙运动初期，就一直存在君主教育的“好皇帝”思想，尤其在专制制度下，君主的善恶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歌德确实想把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塑造为君主的榜样，但他的这部作品却注定不会成功。较之其他小国之君，公爵当然有其卓异之处，但由于婚姻不美满，他过于醉心于风流韵事、狩猎和饮酒作乐，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反而疏落萧散。在这种情形下，以朋友和教师自许的歌德又成了一名“谏议大夫”。1783年创作的《伊尔梅瑙》中充满屈原式的忠告：
让我忘记，就在我们这里，许多造物也受到尘世的牵制，农夫把种子播撒在薄薄的砂土
种的白菜却给野兽果腹，矿工们在矿坑里为糊口而劳动，猎人一咒骂，烧炭夫就要发抖。
这是要公爵爱民，体恤他们的痛苦，那么君主的本性如何？
他虽热爱真理，却也有癖性
使他容易陷于迷惘。
鲁莽的性格引起他高飞远行，他不怕悬崖峭壁，不避羊肠小径；
灾祸在身旁自伏，使他隐入困苦。
于是令人痛苦的过分激动，有力地驱使他东奔西跑，他的行动表现出郁郁不乐，但休息过后依然故我。
诗人道出对君主的殷切希望，啊，君主，但愿你这国土的一隅
都成为你治世的楷模，你早知身肩重任
逐步收敛那放纵的灵魂。
…………
不！请用男子坚定的手，把幸福种子
明智地、丰富地播进耕好的土地；
静待其成长：将来必有收成
造福于你和你的国人。
后来，歌德对公爵的作为完全失望，放弃任何进谏的活动，尤其是当他对公爵企图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国同盟反对奥地利、并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尘冒险备战的劝阻失败以后。而今他只求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研究问题，不愿再“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恩格斯语）了。他希望退职，但公爵的挽留和加薪使公国议会议长歌德欲罢不能。为了摆脱过分的压力，他有时会突然出走，如1777年12月的哈尔茨山之行。1778年8月 5日他给默尔克去信谈了体会：
大约是去年11月，我独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经施洛森、弗洛斯特和科特，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巍巍的哈尔茨山，……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12月8日午后1时吧，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
有如兀鹰
在早晨的浓雾之上
展开柔软的翅膀
寻找猎物，我的歌儿飘荡。
因为已有神灵
给每个人
拟定了路线，幸运儿沿着它，快步奔向
那快乐的目标；
但不幸的人
心中痛苦
他徒劳地反抗
铁丝缠成的栅栏。
只有利钳才能
一下子把它剪断。
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歌德在这首《哈尔茨山冬游记》中表达了内深心处的痛苦和企图在大自然中寻求解脱的心情。1777年12月9日，他在给冯·施太因夫人的信中称自己为“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尘世间流浪者”。
歌德搬到了公爵赐予的位于弗劳恩普兰大街的寓所，这是他来魏玛的第8个年头。从前的往所是城外的花园别墅，尽管他不原意离开这更靠近森林、河流和星星的灵魂避难所，但已毫无办法，他在此地将度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直至去世。
对于这座豪华的新住处，歌德不想把它作为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厌倦浮华和空虚，而宁愿把它视为通向科学和艺术的驿站。很快，居所成了“博物馆”，他从青年时代就搜集了有关人类知识、思想和艺术的物品，诸如版画和素描、图画和书籍、各种雕塑作品，尤其是骨头、矿物和植物标本，琳瑯满目地充满他的府邸。在“狂飚”时代他曾艺术地发现的那个洋溢着蓬勃生气的大自然，而今成为他科学研究的对象。他繁忙的公务旅行总带给他双份收获，他不仅深入地作社会实践，而且由涉及社会现象的思想把他引向对自然界生命的永恒变化的观察和研究。他力图根据经验透过感觉来把握本质，通过综合和比较各种现象而作出概括。把矿工、矿物学家和诗人、政治家集于一身的歌德，1784年由于人的颚间骨的发现又成为人类学家。在他写的那篇关于骨骼的论文中，他以一种全新的思路考察人与动物的关系，即超越任何体系之外，从现象与现象之中找寻统一性的办法。这自然会招致墨守成规的学术界的反对。只是在事隔一个世纪以后，世人才把这种反对转变为对其科学预见才能的惊异。
当然，歌德从大自然中发现的诗意会以另一种形式来表现。他曾向克涅别尔表示，“在本质上，我生来就是个作家”，只有在不断的创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把诗和律师活动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怎么可以把另外一个我和三等文官区分开来一样，只有靠另外这个我，那位三等文官才会生活得很好。只有在我的那些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