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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谈到《恶之花》的时候，曾经说过：“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放进了我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此言不虚，他被视为最真诚、最坦白、最勇敢的诗人，也因此有许多学者力图为他的每一首诗找出个人生活方面的依据。事实上，这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波德莱尔本人十分强调他的诗的非个人性，也就是说，他为了表现某种普遍的情绪和感受，而在书中采用了某些并不属于他个人的细节。当第二帝国的法庭勒令他删除六首诗的时候，他写信给一个杂志的主编说：“我将设法让人理解；——时而很高，时而很低。由于这个方法，我能够下降到丑恶的情欲之中。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这种“有意的非个人性”被后来的象征派诗人理解为诗排斥纯碎的个人感情，这是后话。这里波德莱尔的意图却是清楚的：描写某种罪恶，可以把自己并不曾犯下的罪恶加在自己身上。正是这种方法，使《恶之花》远远地超出了作者自传的范围，而具有一种更为普遍、更为本质的意义。事实上，远在《恶之花》出版之前，波德莱尔就表示过反映社会上普遍的感情的愿望，他在论工人诗人彼埃尔·杜邦的文章中写道：“在一本不偏不倚的书中，讲一讲路易·菲利普治下的青年的感情、理论、外部生活、内心生活和风俗习惯，该是多么有趣！”这样的书他没有写，但是这种愿望化成了《恶之花》中的诗句。《恶之花》出版之后，波德莱尔针对一些人的攻击，自我辩护说，《恶之花》是“一本表现精神在恶中骚动的书”。波德莱尔的意图并未逃过他的同时代的人的眼睛。当1850年6月，《家庭杂志》发表他的两首诗时，曾有过这样的预告：“即将出版”的《边缘》一书，“旨在表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和忧郁”。次年4月，《议会信使》杂志也曾有过同一本书的预告，其中说道，本书“旨在再现现代青年精神骚乱的历史”。我们知道，《边缘》乃是《恶之花》的雏型。这一切都表明，波德莱尔对《恶之花》所具有的历史的、时代的性质，在思想上是十分明确的。在一本抒情诗集中，作者就是抒情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的生活范围又超出了作者本人的实际经历，从而使诗集打破了作者自传的束缚，具有一种更广泛、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关系并不奇怪，文学史上并不缺少这样的例证，尤其是伟大作家的自传性作品更具说服力。英国诗人T·S·艾略特说得好：“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波德莱尔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恶之花》并不例外。波德莱尔曾经明确地表示过：“我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我只讲述我见过的东西。”他断然拒绝刊物对他的作品的任何微小的改动，因为他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而非臆造的。然而，我们知道，波德莱尔的头脑“是一面魔镜”，他的眼睛也是不同于常人的诗的眼睛。因此，《恶之花》反映社会生活，不是像普通的镜子那样刻板地、一丝不爽地反映它所面对的一切，而是把外界事物经过筛选和幻化之后，再经由这一面魔镜折射出来；波德莱尔看待社会生活，也不像普通人那样把目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洞观其中的隐秘的应和关系。固然，我们也可以在《恶之花》中发现不少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甚至描写得十分逼真生动的细节，但是不管这些描写是多么引人注意，却毕竟不是《恶之花》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由于波德莱尔对小说的真实和诗的真实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反映和表现时代及社会生活这一点上， 《恶之花》就采取了不同于他的叙事性作品的方式。
关于 1848年革命。这是一次在欧洲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波德莱尔一度参加过，并在街垒上战斗过，但是他并不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的意义，只是受到一种破坏欲的驱使；他并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革命，只是要发泄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他可以在《打开我的心灵》这样一部散文体的作品中直抒胸臆，痛快淋漓：
我在1848年的沉醉。
这种沉醉是什么性质？
对报复的爱好。对毁灭的自然的乐趣。
六月的恐怖。人民的疯狂和资产者的疯狂。对罪恶的自然的喜爱。
1848年所以有趣，仅仅是因为人人都在其中建立着有如空中楼阁一样的乌托邦。
1848年所以迷人，仅仅是由于可笑之过分本身。
而在《恶之花》中，我们只看到三五处相当隐晦的影射：在《祝福》中，他提到了“愤怒的人民”；在《天鹅》中，他寄同情于“囚徒”、“俘虏”、“被遗忘在岛上的水手”；在《猫头鹰》中，他告诫人们要畏怯“运动和喧哗”；在《风景》中，他写道“暴乱徒然地在我的窗前怒吼”。寥寥几句诗，就让读者想到了令资产者心惊胆颤的 1848年革命，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在革命失败后的消极颓唐的精神状态。影象虽不真切，却激起读者的丰富联想，而且必然沿着波德莱尔所暗示的方向。
关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在法国历史上，第二帝国被称为“胜利的资产者”的时代，工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从七月王朝开始，特别是从四十年代开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和壮大，其代价是农村的凋敝，农民的破产，工人工资的下降，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对于在贫困中挣扎的下层人民，波德莱尔曾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他在论彼埃尔·杜邦的那篇文章中，以写实的语句，描绘他们的悲惨境遇：“不论一个人属于什么党派，不论他怀有什么偏见，他都不能不看到这病态的人群而为之动容，他们呼吸着车间里的灰尘，吞咽着棉絮，浸染着水银和艺术杰作所必须的各种毒物，他们睡在虫子堆里……”而在《恶之花》中，直接提到“工人”的诗句中有两处，如在《薄暮冥冥》中：“那些工人累弯了腰重拥枕席”，他们从黄昏的到来中得到慰藉。然而，穷人的命运却在《快乐的死人》一诗中通过象征的手法得到了表现：
死亡给人慰藉，唉！又使人生活；
这是生命的目的，唯一的希望，像琼浆一样，使我们沉醉，振作，给我们勇气直走到天气黄昏；
穿过飞雪，穿过浓霜，穿过暴雨，那是漆黑的天际的颤颤光华；
那是写在册子上的著名逆旅，那里可以吃，可以睡，可以坐下：
这是天使，在有磁的手指间，掌握睡眠恩赐恍惚和梦幻，又替赤裸的穷人把床铺整顿；
这是神祗的荣耀，神秘的谷仓，这是穷人的钱袋，古老的家乡，这是通往那陌生天国的大门！
穷人的劳顿的一生，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东西，而是休息，是安慰，是解脱。这自然是波德莱尔的一种消极的理解，然而，对于穷人的悲惨处境来说，却又是多么深刻的写照！
关于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城市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并且得到了病态、畸形的发展。巴黎是个典型，它成为一座贫富对立十分强烈的“病城”。巴黎同时也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它既是罪恶的渊薮，又是数百年人类活动的产物，集中了文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的精华。波德莱尔一向被称为“巴黎诗人”，对巴黎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入认识，他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了现代生活的美和英雄气概，描绘了城市生活的活跃和勃勃生气。他欣赏画家梅里昂的城市风景画，从大都市的庄严中看到了“诗意”，从容纳着工厂的浓烟的天空中感到了“愤怒和怨恨”，而石头的建筑、林立的脚手架等等，都是文明的、痛苦而光荣的装饰。他曾经为贡斯当丹·居伊，一位以画巴黎景物、人物著名的画家，写下这样满怀激情的语句：“他出门！他看着生命力的长河在流动：波澜壮阔，闪闪发光。他欣赏着大都会生活的永恒的美和惊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神奇地保持在人类自由的动荡之中。他观望着大都市的风光，那浓雾抚摩着的、阳光照射着的石头的风光……”而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却增添了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着力在城市的阴暗面中发掘诗意，从而更深刻地暴露出巴黎这座病城的灵魂。在他的笔下，工厂的浓烟变成“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天外”（《风景》），在穷人聚居的古老郊区，破屋上的百叶窗变成了“遮蔽秘密淫荡”的屏障 （《太阳》），街道是阴郁的，像老人的皱纹，却又嘈杂得震耳欲聋，路灯闪烁着发红的光，照着泥泞的郊区，是辉煌灿烂的巴黎的反面。那乞丐、老人、老太婆、拾破烂的、筋疲力尽的工人、学者，还有偷儿、骗子、赌徒、娼妓，就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波德莱尔既描绘了他们一天的结束（《薄暮冥冥》），也描绘了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晨光熹微》）。在《晨光熹微》一诗中，那曙光初照、城市渐渐醒来的景色充分地显示了诗人观察的敏锐和感觉的细腻，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彩：
起床号从兵营的院子里传出，而晨风正把街头的灯火吹佛。
这个时辰，邪恶的梦宛苦群蜂，把睡在枕上的棕发少年刺疼；
夜灯有如发红的眼，游动又忽闪，给白昼缀上一个红色的斑点；
灵魂载着倔强而沉重的躯体，把灯光与日光的搏斗来摸拟；
像微风拂拭着泪水模糊的脸，空气中充满飞逝之物的震颤，男人倦于写作，女人倦于爱恋。
远近的房屋中开始冒出炊烟。
眼皮青紫，寻欢作乐的荡妇们，还在张着大嘴睡得又死又蠢；
穷女人，垂着干瘪冰冷的双乳，吹着残火剩灰，朝手指上哈气。
产妇们的痛苦变得更加沉重；
像一声鸣咽被翻涌的血噎住，远处鸡鸣划破了朦胧的空气；
雾海茫茫，淹没了高楼与大厦，收容所的深处，有人垂死挣扎。
打着呃，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
冶游的浪子回了家、力尽筋疲。
黎明披上红绿衣衫，瑟瑟发抖，在寂寞的塞纳河上慢慢地走，暗淡的巴黎，揉着惺松的睡眼，抓起了工具，像个辛勤的老汉。
这是一个冰冷的早晨，开始劳动的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从来都是与希望同来的，然而，波德莱尔笔下的早晨却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只有劳动而没有希望。这首诗写于四十年代，它所创造的氛围，与波德莱尔在论皮埃尔·杜邦的文章中对工人的悲惨处境的描绘，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别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于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社会风气。从街垒战中诞生的七月王朝，是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果实的产物，它的标志是银行家的钱柜，它的口号是“发财”和“中庸之道”，它的性格特点是“猥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