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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朵最鲜艳耀眼的花。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波德莱尔所说的“恶的意识”的含义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恶，人 （首先是诗人）要对这种恶有清醒的、冷静的自觉和认识。波德莱尔曾经在《论〈危险的关系〉》一文中说：“自知的恶不像不自知的恶那样可憎，而且更接近于消除。”他在散文诗《伪币》中也写道：“恶人永不得宽恕，然而自知作恶尚有可贵之处。”因此，波德莱尔要求的是，在恶中生活，但不被恶所吞噬，要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正视恶，认识恶，解剖恶，提炼恶之花，从中寻觅摆脱恶的控制和途径。
在传说中，恶化身为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加害于人，例如有化作美女腐蚀男人的淫鬼，有顽皮淘气爱搞恶作剧的小妖精。波德莱尔承袭了一部分这样的观念，他的诗中有这样的词句：
是绿色的淫鬼和粉色的妖精，用小瓶向你洒下爱情和恐怖？
—— 《病缪斯》
一群魔鬼欢欢喜喜，在窗帘褶皱里游荡。
—— 《殉道者》
但那些阴险的魔鬼也在四周醒来，仿佛商人一样昏脑昏头，飞跑去敲叩人家的屋檐、门窗。
—— 《薄暮冥冥》
或不自主地跳，如可怜的铃铛，有一个无情的魔鬼吊在里头！
—— 《小老太婆》这些形象都是从传说中汲取的，立刻会“使人想到一切奉献给恶的东西都肯定是长角的”，但是，波德莱尔没有就此止步，他从中体验到和认识到的恶更侧重于人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和戕害，远非通常意义上的恐怖，因而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哲学含义。
波德莱尔认为恶控制和支配着人的行动，使之失去辨别的能力甚至愿望：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
—— 《告读者》
这仿佛是说，人在世界上只是一具没有生命、没有意志、不能自主的木偶。然而不，他不是没有生命，只是萎靡不振；他不是没有意志，只是不够坚强；他不是不能自主，只是这种愿望不够热烈。他不能识别、也不能战胜善于变化的魔鬼：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
—— 《告读者》因此，人在恶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既不能逃避其诱惑，更不能抵抗其诱惑，甚至也不能察觉其诱惑。可怜的人啊，他完全是被动的。对此，波德莱尔自己有至深至切的感受：
魔鬼不停地在我的身边蠢动，像摸不着的空气在周围荡漾；
我把它吞下，胸膛里阵阵灼痛，还充满了永恒的、罪恶的欲望。
—— 《毁灭》波德莱尔所以有这种切肤的感受，是因为他认为恶与生俱来，就在人的心中。他赞扬拜伦，因为拜伦的诗“放射出辉煌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人心中潜伏着的地狱”。因此，人的快乐，尤其是爱情的快乐，就成了恶的最肥沃的土壤。他在日记中曾写守这样的话：“爱情之唯一的、最高的快感就在于确信使对方痛苦。男人和女人生来就知道，一切快感都在痛苦之中。”相爱的人如此，就更不用说世间的各种色相了。
波德莱尔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生而有罪，他的本性已经了堕落，他唯有顽强地与自己的本性作斗争，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即一切顺乎本性的、未经人的努力改变过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对他来说，都是恶活动的领域或者结果。他说：“恶不劳而成，是天然的，前定的；善则是某种艺术的产物。”这里的“艺术”包含有“人工”、“人为”的意思。这种观念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但也与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荀子的观点惊人地一致。《荀子·性恶》曰：“今之人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仪然后治。”又曰：“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即“人为”之“为”。两相比照，何其相似。由此可知，人性恶乃是古今中外相续相传亦相通的一种观念。然而，恶也并非一种绝对的消极，在波德莱尔看来，恶具有一种净化的作用，是通向善的桥梁。他在《祝福》一诗中写道：
感谢您，我的上帝，是您把痛苦当作了圣药疗治我们的不洁，当作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让强者准备享受神圣的快乐！
正如岱奥多·德·邦维尔所说：“痛苦！无论是他的，还是别人的，他都爱、都崇拜；他不掩盖，也不否认，他把痛苦当作上帝给予我们赎罪的途径来歌颂赞美。”实际上，波德莱尔“歌颂赞美”的，并不是恶本身，而是恶之花，是从恶中挖掘出来的美。所谓“恶之花”，就是“恶的意识”的艺术表现，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就是高尔基所说的：“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
恶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波德莱尔显然不是最早谈论恶的人，但他是最早明确地宣称可以从恶中发掘出美的人。在作品中以恶为主题，描绘丑恶的形象，这并不是波德莱尔的专利，甚至也不是波德莱尔的特点。在他作为诗人活动的年代里，就文学作品描写死尸、坟墓等丑恶恐怖的形象来说，他要算是比较克制拘谨的一位，因为他关心善恶的问题。他否认美与善的一致性，唯美主义者也否认美与善的一致性，但是，后者的出发点是根本否认善恶的概念，而波德莱尔则是在善恶的观念之上建立起他的恶之花园的。
因为波德莱尔把善恶之间的冲突作为他的诗歌创作的出发点，所以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性。他从不逃避现实，而是试图用反抗来批判现实。整个一部《恶之花》就是一部战斗的记录，只不过他是一个失败者罢了，然而他并不是一个认输的失败者，他始终怀着失败了再干的精神和勇气。
总之，《恶之花》的基本思想是“恶的意识”，也就是说，诗人对恶的存在及其表现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态度，他不是被恶吞噬，在恶中打滚，高唱起恶的颂歌，而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正视恶，认识恶，解剖恶，从中发掘出美。波德莱尔不甘心沉沦，不愿与恶为伍，他在恶的包围中向往着善和美。
一个世纪病的新患者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中出现了一群面目各异却声气相通的著名主人公，他们是歌德的维特、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塞南古的奥伯尔曼、拜伦的曼弗雷德，等等。他们或是要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解放，或是忍受不了个性和社会的矛盾而遁入寂静的山林，或是因心灵的空虚和性格的软弱而消耗了才智和毁灭了爱情，或是要追求一种无名的幸福而在无名的忧郁中呻吟，或是对知识和生命失去希望而傲世离群，寻求遗忘和死亡。他们的思想倾向或是进步的、向前的，或是反动的、倒退的，或是二者兼有而呈现复杂状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精神世界和一种息息相通的心理状态：忧郁、孤独、无聊、高傲、悲观、叛逆。他们都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都深深地患上了“世纪病”。“世纪病”一语是1830年以后被普遍采用的，用以概括一种特殊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代青年在“去者已不存在、来者尚未到达”这样一个空白或转折的时代中所感到的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恼”，这种苦恼源出于个人的追求和世界的秩序之间的痛苦对立。这些主人公提供了不同的疗治办法，或自杀，或离群索居，或遁入山林，或躲进象牙塔，或栖息温柔乡。
在这一群著名人物的名单上，我们发现又增加了一个人，他没有姓名，但他住在巴黎，他是维特、勒内、阿道尔夫、奥伯尔曼、曼弗雷德等人精神上的兄弟。他也身罹世纪病，然而，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或者由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特别的敏感，他又比他们多了点什么。这个人就是《恶之花》中的诗人，抒情主人公。如果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话，那么，当它站稳了脚跟，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的时候，那“血和肮脏的东西”便以恶的形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恶之花》中的诗人比他的前辈兄弟们多出的东西，就是那种清醒而冷静的“恶的意识”，那种正视恶、认识恶、描绘恶的勇气，那种“挖掘恶中之美”、透过恶追求善的意志。
他的兄弟们借以活动的形式是书信体的小说、抒情性的日记、自传体的小说，或哲理诗剧，而在他，却是一本诗集。不过，那不是一般的、若干首诗的集合，而是一本书，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浑然一体的书。
《恶之花》作为一本书的结构，不仅为评论家所揭示，也为作者波德莱尔本人的言论所证实。《恶之花》出版后不久，批评家巴尔贝·多尔维利应作者之请，写了一篇评论。评论中说，诗集“有一个秘密的结构，有一个诗人有意地、精心地安排的计划”，如果不按照诗人安排的顺序阅读，诗的意义便会大大削弱。此论一出，一百多年来，或许有人狭隘地将《恶之花》归结为作者的自传，却很少有人否认这“秘密和结构”的存在。其实，这结构也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从作者对诗集的编排就可以见出。《恶之花》中的诗并不是按照写作年代先后来排列的，而是根据内容分属于六个诗组，各有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和《死亡》。这样的编排有明显的逻辑，展示出一种朝着终局递进的过程，足见作者在安排配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波德莱尔在给他的出版人的信中，曾经要求他和他“一起安排《恶之花》的内容顺序”。他在给辩护律师的辩护要点中两次强凋对《恶之花》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他在后来给维尼的一封信中明确地写道：“我对于这本书所企望得到的唯一的赞扬就是人们承认它不是单纯的一本诗集，而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结构的有无，不仅仅关系到法庭上辩护能否成功，而且直接地决定着 《恶之花》能否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一百多年来的批评史已经证明，波德莱尔得到了他所企望的赞扬，《恶之花》是一本有头有尾的书。不仅皮埃尔·布吕奈尔有理由将《恶之花》看成是一出以《忧郁和理想》为序幕的五幕悲剧，只是这序幕嫌长了些，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倘若一位小说高手愿意，他可以按照同样的格局，不费力地将《恶之花》变成了一部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式的小说，因为这本书已经深刻而具体地“再现出精神在恶中的骚动”。正是这精心设计的结构，使《恶之花》中的诗人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一曲哀歌，一阵呻吟，一腔愤懑，一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形象，一个首尾贯通的形象，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的形象。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有言语，有行动；他有环境，有母亲，有情人，有路遇的过客；他有完整的一生，有血，有泪，有欢乐，有痛苦，有追求，有挫折……他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社会中活动的具体的人。自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