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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在具体的时空、具体的社会中活动的具体的人。自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最为敏感的诗人。
《恶之花》的这种结构，并不是从修辞学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指它所具有的内在的、有机的精神联系。这结构所以起到了使人物形象丰满充实的作用，乃是因为支撑它的基础是抒情主人公性格发展的逻辑及其精神世界的演化。美国学者雷欧·白萨尼指出：“波德莱尔强调他的书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提醒人们注意它有真正的开头和真正的结尾，这就要求人们对《恶之花》进行明显的主题性的阅读。这些诗将有一种可以鉴别的含义，其顺序将与一出悲剧走向结局的不同阶段相对应。”因此，《恶之花》的真正结构，在于展示了诗人为摆脱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而终于失败却又败而不馁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诗人的形象因此而呈现出异常丰富复杂的面貌，时而明朗，时而隐晦，时而裸露出真相，时而又戴上了假面。
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时刻刻都并存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向上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堕落的快乐。”向上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之间的对立和冲突“选择了人心作为主要的战场”。而《恶之花》中的诗人，恰恰被波德莱尔选作了“战场”，在他身上展开了一场上帝和撒旦、天堂和地狱的争夺战。波德莱尔无须求助他人，因为他就是《恶之花》中的诗人，他自称：“波德莱尔先生有足够的天才在他自己的心中研究罪恶。”我们不必天真地把《恶之花》径直视为作者的真实自传，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确是把自己“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 （改头换面的），全部的仇恨”都灌注在那个诗人身上了，而这个诗人将毕生在对立和冲突中挣扎。
《恶之花》这个书名就是对立的，在强烈的冲突之中蕴藏着“恶中之美”；诗集的第一部分称为《忧郁和理想》，也是对立的，成为全部《恶之花》借以展开的出发点和原动力；许多篇章的题目是对立的，例如《快乐的死人》、《惬意的厌恶》、《伤心的甜言蜜语》等等；许多篇章由对立的两部分组成，如《坏修士》、《被冒犯的月亮》、《破裂的钟》、《吸血鬼的变形》等；许多诗句本身是对立的：“哦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你把全世界放在……》），“使英雄怯懦，使儿童勇敢”（《献给美的颂歌》），“天使醒了，在沉睡的野兽身上” （《精神上的黎明》），“这就是她啊，黝黑而明亮”（《黑夜》），“啊！灯光下的世界多么地广大！回忆中的世界多么地狭小！”（《远行》），等等；此外，用互不相容的形容词形容同一件事物，也表现出某种对立，例如“真理之井，既黑且明”（《不可救药（二）》），“可爱而阴森”（《瓶》），“可笑又崇高”（《天鹅（二）》），“残酷而美妙”（《好奇者的梦》），等等。这种对立和冲突出现在《恶之花》从整体到局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次上。然而，《恶之花》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和诗人理想的世界，魔鬼的地狱和上帝的天堂，就是说，黑暗与光明，忧郁与解脱，沉沦与向上，疾病与健康，也就是说，假与真，恶与善，丑与美。
《恶之花》受到法庭的追究之后，波德莱尔说：“就一句渎神的话，我对之以向往上天的激动，就一桩猥亵的行为，我对之以精神上的香花。”这是他为自己提出的辩护，却也离实情不远，只不过前者是具体的、实在的，而后者是抽象的、虚幻的。
纵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恶之花》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丑恶、冰冷、污秽、黑暗的世界，它还有一个相对立的世界，一个美好、火热、干净、光明的世界。那里有深邃的高空，那里有“纯洁神圣的芳醇”，“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高翔远举》）；那是“赤裸的时代”，“那时候男人和女人敏捷灵活，既无忧愁，也无虚假，尽情享乐”（《我爱回忆……》）；那是“一个慵懒的岛，大自然奉献出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品；身材修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还有目光坦白得惊人的女子” （《异域的芳香》）；那是“那边”，“那里，一切只是整齐和美，豪华，平静和沉醉”（《敦请远游》）：那是“童年时代所爱的绿色天堂”（《忧伤和流浪》）；那是“故乡美丽的湖”（《天鹅（二）》），“远方的绿洲”（《谎言之爱》），“大理石、水、金属”的世界（《巴黎的梦》）；归根结蒂，那是“未知世界之底”，可望在那里发现“新奇”（《远行》）。这是个虚无缥缈的所在，却正是诗人向往和追求的地方，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他只是希望离开他生活的那个世界。在这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之中，孤独、忧郁、贫困、重病的诗人写下了他追求光明、幸福、理想、健康的失败记录。他的呼喊，他的诅咒，他的叛逆，他的沉沦，他的痛苦，他的快乐，他的同情，他的不安，他的梦幻，他的追求，他的失望，都在这种现实与理想、堕落与向上、地狱与天堂的对立和冲突这中宣泄了出来。这种对立和冲突是贯穿《恶之花》的一条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我们看到了，诗人身处泥淖之中，却回想“远方的绿洲”；涉足于地狱之中，却向往在天堂里飞翔；跟着撒旦游乐，却企望着上帝的怀抱；总之，“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正是在诗人挣扎于这种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他的形象才被灌注了血肉，被吹进了生命，被赋予了灵魂。同时，这一形象的全部复杂性、深刻性和丰富性也被袒露了出来。
《恶之花》中的诗人是一个在生活中失去了依凭的青年，他带着一种遭贬谪的心情来到世间。他本是一只搏风击雨的信天翁，却跌落在船上任人欺凌；他本是一只悠游在“美丽的湖上”的天鹅，却被关在狭中的樊笼里。他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并非不热爱生活，他并非没有向往和追求。然而，他追求艺术，得到的却是：“有的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尖嘴，有的又跛着脚学这位残废的鸟”（《信天翁》）；他追求美，结果是一片迷茫，不知该在天上找，还是在深渊里寻 （《献给美的倾歌》）；他追求爱情，却在爱情的折磨中失去了自己的心：
——我的胸已瘪，你的手白往上伸，我的朋友，你要找的那个地方，已被女人的尖牙和利爪蹂躏，别找了，我的心已被野兽吃光。
—— 《倾谈》时间吞噬着他的生命，“年轻却已是老人”（《忧郁之三》）；他的灵魂开裂，希望破灭，头上有焦灼竖起的黑旗（《忧郁之四》）；他追求无星的黑夜，追求“空虚、黑暗、一无所有”（《纠缠》）；他试图在人群中，在沉醉中，在放浪中，在诅咒中寻求解脱，却均归失败。他想死，把自己交付给蛆虫：
在一块爬满了蜗牛的沃土上，我愿自己挖一个深深的墓坑，可以随意把我的老骨头摊放，睡在遗忘里如鲨鱼浪里藏生。
—— 《快乐的死者》这最后一句诗表明他尚未彻底绝望。果然，他打算远游，逃离这个世界，到未吞世界之底去发现新天地。这是一个人完整的一生，以悲剧始，以悲剧终，其间贯穿着一系列不可解决的矛盾。
他追求幸福，渴望改变环境，让穷人该隐战胜富人亚伯，“升到天宇，把上帝扔到地上来”（《亚伯和该隐》），却又要人安分守己，学那猫头鹰：
猫头鹰
有黑色的水松荫蔽，猫头鹰们列队成阵，仿佛那些陌生的神，红眼眈眈，陷入沉思。
它们纹丝不动，直到 那一刻忧郁的时光；
推开了倾斜的夕阳，黑色的夜站住了脚。
它们的态度教智者，在这世上应该畏怯
众人的运动和喧哗；
陶醉于过影的人类，永远要遭受到惩罚，因为他想改变地位。
他向往着“绿洲”，用汗水浇灌玫瑰花的谷穗 （《代价》），却又迷恋那个“奇异而象征的自然”这“自然”正是那折磨他的女人，她
像无用的星球永远辉煌灿烂，不育的女人显出冰冷的威严。
—— 《她的衣衫……》
他不断地堕落，并非没有悔恨 （《库忒拉岛之行》），但由于自身的软弱，又沉入更深的堕落之中：
我请求有一把快刀，斩断锁链还我自由，我请求有一剂毒药，来把我的软弱援救。
唉，毒药和快刀都说，对我充满傲慢蔑视：“你不值得人们解脱你那可诅咒的奴役，蠢货！如果我们努力，使你摆脱她的王国，你的亲吻又将复活你那吸血鬼的尸体！”
—— 《吸血鬼》
他不要世人一滴眼泪 （《快乐的死人》），却寄同情于一切飘泊的人们（《天鹅（二）》）；他沉湎于肉欲的狂热中，却梦想着灵魂的觉醒（《活的火把》）。总之，他为“忧郁”所苦，却念念不忘“理想”；他被天堂吸引，却步步深入地狱。波德莱尔在一封信中说过：“如果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愁闷，那肯定就是我。但是，我渴望生活，希望得到些许安宁、荣誉和对自己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决不可能，但另外一种东西说：试试吧。”他在《恶之花》的抒情主人公的身上灌注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却又不肯罢休的矛盾心态。
厌倦和忧郁，是这颗骚动不安的灵魂的基本精神特征。这种吞噬了维特、勒内、阿道尔夫、奥伯尔曼、曼弗雷德等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在《恶之花》中的诗人身上发展到了极点，并且浸透了一种悔恨和焦灼的犯罪感。什么是忧郁？波德莱尔在《恶之花》出版后不久，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我所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气馁，一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对于一种朦胧的不幸的永久的恐惧，对自己的力量的完全的不相信，彻底地缺乏欲望，一种寻求随便什么消遣的不可能……我不断地自问：这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这是真正的忧郁的精神。”对于波德莱尔的忧郁（le spleen），罗贝尔·维维埃有一个极精细的分析：“它比忧愁更苦涩，比绝望更阴沉，比厌倦更尖锐，而它又可以说是厌倦的实在的对应。它产生自一种渴望绝对的思想，这种思想找不到任何与之相称的东西，它在这种破碎的希望中保留了某种激烈的、紧张的东西。另一方面，它起初对于万事皆空和生命短暂具有一种不可缓解的感觉，这给了它一种无可名状的永受谴责和无可救药的瘫痪的样子。忧郁由于既不屈从亦无希望而成为某种静止的暴力。”实际上，波德莱尔的忧郁，是一个人被一个敌对的社会的巨大力量压倒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万念俱灰却心有不甘的复杂感觉。要反抗这个社会，他力不能及，要顺从这个社会，他于心不愿；他反抗了，然而他失败了。他不能真正融入这个社会，他也不能真正地离开这个社会。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始终是脱节的，这是他的厌倦和忧郁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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