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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论是在信仰问题上还是在政治结构问题上，教会都陷入了危机。罗
马教会再也无法和平地保住它的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终于把这一切
挑明了，使得各种矛盾公开显现。所有这些，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大背景。
3。宗教改革时代的背景：资本主义兴起
15、16世纪，世界宗教进入改革时代不是出于偶然，这同封建主义的衰
落、资本主义兴起有着直接联系。从14世纪起，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开始
称自己的时代为“黄金时代”。学术和科学蓬勃发展，令人们对近代文明的
晨曦充满赞美之情。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海外探
险和殖民运动，似乎要向人们证明：新兴变革力量正在中世纪的母体中不安
地骚动，尽管中世纪的旧秩序，权力结构、财产结构、法律规范、道德体系
和宗教制度仍然存在，但已缺乏强有力的利爪和凶猛力量，可以用来消除政
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各方面的危机。封建主义表现出各种衰败的症状。封
君封臣关系只停留在名义上，对封建主的忠诚已经消失。基督教会依然存
在，但教会本身的纯洁性和教会在灵魂得救中的神圣作用已被普遍怀疑。贵
族的封号仍然受到尊敬，但其权力、职业、谱系、特权、财产已不再具备严
格的等级规定性。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蓬勃兴起，在经济上，货币商品
关系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开始产生。在政治上，近代民
族国家不断出现。简言之，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处在新旧社会
交替的门槛上。能否跨越这个门槛，进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关键要看能
否有一种替补的力量，用来修补或取代已经衰败了的封建秩序。
这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特征，是新的社会结构在蓬勃兴起，但各种旧的利
益集团都无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要把社会引向较有发展前途的近代文明，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时比较流行的词汇如“复兴”、“改革”、“公正”、
“神法”、“基督教之爱”等，包含着惊叹社会衰败，企图寻找振兴社会新
元素的心态。这种复兴计划，本质是撇开旧的腐败体制，在其之外发展新的
社会机制。大约从14世纪起，这项工作变得极为重要和富有创新精神，使
得制度方面出现多种结构。在政治制度方面，重要的有帝国制、君主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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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议会制、城市共和国、诸侯公国模式，诸侯领地等。宗教领域有多种神学
理论和教会组织。在经济方面，农业、商业、工业和海外事业齐头并举，经
营方面包括了从再版农奴制到资本主义经营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模式。在人
口、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社会分化。这些发展，现在看来是极富魅
力的，因为在这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秩序和事物内
在的合理性。在追溯欧洲近代化的过程时，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开始
面对一个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些众多的结构中，寻
找出欧洲文明发展的动因？
15、16世纪，是西欧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封建领主、附庸政治制度的衰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主教会的危机和改革，
农村社会秩序的调整，这一切都表明一个转折时代的到来。这个转折时代的
特征，必然是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机会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带来忧虑和不稳
定。这个过渡时期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找一种出路，各个阶层都在为自己
将来的利益奋战。政治方面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封建制度衰退、中央化的君
主政府兴起和社区化运动高涨。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化、官僚化的政
府的发展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它制造出国家和臣民的关系，用以取代封
臣制、贵族割据、社区自治和“罗马教会世界王国”。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
从私家政治向关心公共利益的公共政府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对君主来说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二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即15、16世纪的社区主义运动，通
过城市和乡村的自我保护和联合，发展出新的“普通人”的合作机制，用以
抵制国家和贵族的侵占。这一种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改革的企图不容忽视，
因为它虽然不是政治近代化的起点，却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基础。
正在衰败着的封建秩序，决无力量把人们从焦急、混乱中拯救出来。15、
16世纪，贵族和君主的斗争削弱了政治上的统一，彻底铰断了建立在封君封
臣关系上的传统封建契约关系。贵族从13世纪起就曾制订各种法规，限制
君权的扩张。他们现在认真对抗君主势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忠诚地为封君效
忠。骑士的失落感最大，他们公开起来叛乱，成为一种社会动荡的因素。国
王必须依靠雇佣军才能维持，他们个人的威望、封君关系已经不足以保证自
己的政治权威。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围绕着争夺政权和财产展开激烈角逐，
时有诸侯领地被侵夺，时有公爵被赶跑，时有贵族流浪国外。
经济上同样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的浪潮向四处卷去，所到之处，贵族
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僧侣也开始进行商业投机，农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价格
而上下波动。城乡关系不是缓和而是激化了，穷人大批出现。商品化的浪潮
刺激欧洲人进行海外探险，企图依靠对海外民族的掠夺来积累工商业发展亟
需的资本。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蓬勃兴起，刺激着商品化的
农业和手工业崛起。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许多人的
生活、盼望和命运。这时，我们还看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城市出现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方面的调整无疑给西欧社会注入活力，使欧洲经济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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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出路。人的生活也发生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统治者对人民加剧剥削，
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之间又出现新的不平衡性。
贫富分化在加强，富人们联成一个富人贵族阶级，而城市平民、农民也
联合了起来，组成普通人的阵营。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冲击，对以往的社会
结构进行了大改组。僧侣、贵族、农民这三种基本的封建等级失去了自己的
等级规定性，等级关系向阶级关系过渡。富人、有权者组成了权威阶级，农
民和城市平民组成了“普通人”的阵营。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一个为数巨大的
穷人阶层，穷人向四面八方涌来涌去，出现流民潮。穷人阶层为城市提供了
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价格低下，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立锥之地。
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动荡之中的人们，普遍感到信仰危机
和不安全感。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大街上
谈论时事，免得遭到不测。在欧洲的中部出现了对死神的崇拜，死神舞蹈的
宣传木刻画比比皆是。在意大利距罗马城并不太远的地方，一些人在深夜之
中没命地奔跑，他们是一些男巫，自以为在保护庄稼、在为人类的利益同魔
鬼进行坚持不懈的夜之战，直到罗马教会的宗教裁判所把他们当做异端而处
以死刑。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渴望通过教育来恢复人间的道德，而另外的一些
人如马基雅维里和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则对人间的罪恶不再抱有幻想，
前者正式宣布人性是邪恶的，后者把希望寄托于同冥冥天国中的基督的神秘
交往。无论是僧侣还是俗人，都在盼望一种新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正如他们
盼望一种良好的宗教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商人们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握有巨大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权。在城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
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
或上学，后者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
主、贵族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发言权。商人们可以用金
钱换得贵族的称号，可以用金钱购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价，可以用高利
贷不顾道义地剥削平民百姓。商人的行为遭到贵族世家的不齿和广大农民的
痛恨，但大家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贵族要向商人们借贷，农民们的生计在某
种程度上正受着商人的控制。一种新的对立关系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基督教和教会起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罗马教廷的危
机、福音运动和 《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
的宗教改革。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如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
如何回归“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组织问题：物质的、世俗化了的
教会如何向精神的、不可见的教会过渡。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也有实现
教会国家化、地区化、社区化的企图，希望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宗教改
革家企图把教会的世俗成份还给世俗的政治权威，希望宗教能脱离世俗权
力，找到与新时代的社会体制共存在的新基础。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注目的，人们获得了新的文化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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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对社会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可以归结为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意大利地区促进了文化、艺术
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更在中欧和瑞士同加尔文、慈温利派的宗教改革有所交
叉，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救国的计划
到慈温利、加尔文和闵采尔等人的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联系，但奥
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侣路德又另当别论。路德视自己的理论为 “精神
性”的，批判农民企图把他的理论“物欲化”。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
理论，把神学解释为众人平等，认为神法可促进公共利益、基督教兄弟之爱。
农民基督教无疑是一种新的信仰，通过用神之法取代古之法，农民找到一种
强化社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同宗教改革之间的复杂
联系，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实在的、非神秘的联系，都证明这一时代
人们在文化上、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
15、16世纪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流行，出现了廉价书籍。印刷术在中国
公元5世纪就已发明，而西欧习惯于雕版印刷，所以成本很高。在15世纪
时，一个金匠约翰·古登堡首次在西欧采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
刷，它可以连续使用，成本很低，弗兰西斯·培根说这是三大伟大发明之一，